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病痼疾。 腐败愈演愈烈， 必然导致王朝崩溃倒台。 因此， 历代有识之君都将反腐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并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惩防措施。 唐太宗也不例外。
唐太宗即位之初， 一方面， 由于隋末唐初连年战乱的影响， 官员贪污受贿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另一方面， 行贿受贿又具有很强隐蔽性， 很难被发现。 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办法， 密令左右向大臣行贿， 以此判断受贿之人。 不幸果真有一人中招， 受绢一匹。 唐太宗勃然大怒， 下令将其处死。 民部尚书裴矩获知事情来龙去脉后， 向唐太宗进谏： “为吏受赂， 罪诚当死。 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 乃陷人于法也， 恐非所谓‘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出自《论语》。 孔子曾强调：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意思是单纯用政令律法予以约束， 百姓虽然遵法却会失去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引导、 用礼教感化， 百姓才会真正归服。
唐太宗的做法， 用现在的话说， 就叫“钓鱼执法”， 也就是执法者在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情形下， 以欺骗手段诱使其做出违法行为， 然后对其进行惩处。
钓鱼执法的危害是极大的。 首先， 执法部门之所以挖空心思导演钓鱼执法， 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 当执法部门由公共管理、 服务部门蜕变为逐利部门， 必然会严重损害公权力的形象与公信力。 其次， 钓鱼执法以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践踏， 直接破坏了公众对法律的信守和法治的信仰。 再次， 钓鱼执法本质上是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 这意味着公众随时可能被陷于危险境地， 必然导致人人自危， 对公权力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 最后， 钓鱼执法为欺骗手段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 造成公众与执法部门以及公众之间的相互猜疑， 最终将导致社会道德滑坡， 产生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正是看到钓鱼执法的巨大危害， 尽管已经知道这个馊主意是唐太宗所出， 裴矩仍然顶着压力向唐太宗进谏。 所幸唐太宗立刻醒悟过来， 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 当众表扬裴矩： “裴矩能当官力争， 不为面从， 倘每事皆然， 何忧不治！”同时宣布取消以此方法试探官员。
但其实说起来， 唐太宗并非钓鱼执法的首创者。 在他之前， 隋文帝杨坚也用过这一招。 当年隋文帝同样苦于大臣多赃污， 于是私使人以钱帛遗之， 如有受之者则“立斩”。 唯一不同的只在于， 当隋文帝出此下策时， 并没有大臣像裴矩那样勇敢地站出来向他进谏。
为何同样使用钓鱼执法， 却有不一样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到隋文帝与唐太宗不同的治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