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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沿袭明制，士人要想以学优而入仕从政，要经过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层层考核。殿试是最高级别的制科考试，由皇帝在大殿亲自典试，决出最终的名次，名列一甲第一名即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名列二甲的赐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但是，皇帝的政务俗务都很忙，时常无暇旁顾，多数是委派亲近的大臣代替典试，皇帝只审核最终的结果。所以，阅卷官的性情品格、朋徒交往，乃至一时的喜怒，都有可能决定考生一生的命运。 做阅卷官必先得皇帝宠信委任阅卷官并无固定的标准，只要获得皇帝的宠信，就可担纲此职。所以，有时候皇帝也把指派阅卷官作为奖掖功臣的福利。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兆惠率军西征新疆，凯旋而归。为了褒奖元功，兆惠除获授一等公及户部尚书，同年加开的恩科，还被指派为首席阅卷官。兆惠为满人武将，斗大的汉字也不识一个，乾隆为此又另派协办大学士等九人辅佐，让他们主持实际的审卷工作。每张试卷上夹带一张荐条，上以圈点分示高低。兆惠即根据荐条上的圈点数量评判优劣，最后选出一张上有九圈的卷子，作为状元候选进呈。 由于审卷的工作十分繁重，阅卷官多由数人组成，彼此间，也有为各方默认遵循的“潜规则”。阅卷官在受皇帝委派时，就以名次先后进行了排位，状元只能是由名列第一的阅卷官录取，依此类推，榜眼由名列第二的阅卷官录取，探花则由名列第三的阅卷官录取，循环不止。比方说，阅卷官共有七人，名列第一的阅卷官录用的第二卷，就是第八名。这一恪守成宪的规则，亦被誉为“宪纲”，向为各方遵照执行。当然，也有不遵“宪纲”的特殊情况。如光绪年间，翁同龢因身为帝师，名望很高，被列为首席阅卷官，徐树铭位列第二。但翁同龢礼敬徐树铭为师，甘以后辈自居，就主动谦让，把徐树铭录用的第一卷取为状元，以示师长有序。 阅卷之官场现形记不过对不同的人，翁同龢则是另外的态度。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己丑科，李鸿藻被光绪委任为首席阅卷官，翁同龢名列其后。翁同龢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能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想绕过“宪纲”录取费念慈为状元。但李鸿藻也不是普通人，曾为同治帝的老师，资格与声望更老，光绪对他也是颇为礼敬。而且李鸿藻也有了心仪的人选，准备录取张教谦为状元。翁李两人的关系平时就不好，事情又关系到名望之争，所以谁都不肯退让。两虎相斗的结果，就是两人看中的人都被免黜，状元和榜眼被改为了张建勋和李盛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