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他的主张和行为与时人冀望大相□牾，引起中外舆情的激烈攻讦。他最后的不到两年的弥留岁月，是在訾议和病疾中捱过的。迟暮之感，生死之虑，每况愈下的国事，无时不在其心头盘旋，以至“心胆俱裂”。
在此一年之前，他还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入京陛见，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并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气势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羡，然而一年之后，竟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几落得身败名裂的境地。如此大起大落，荣枯无常，具有何等的戏剧性! 天津教案作为一个严重的国难，不啻是曾国藩个人命运的最后一幕，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又是试金石。
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基于不同的利益和认识均有不同的反应：旧有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巨大的惰性力与新的合乎时潮的反省与抉择互为交织碰撞，构成一幅19世纪中国在外力逼拶下产生新陈代谢递嬗及矛盾的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 津案于九月间正式议结，时曾国藩因请议的指责而调离直隶总督，回两江总督原任，但议结方案是由他定下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
二、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充军流放者29名。
三、赔偿及抚恤共计49万7千余银两。
四、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於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於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言论及不信任，这些言论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 不过，曾国藩批评更烈的是那些“言理者”——顽固的官僚和放言高论的士大夫。曾国藩指责他们“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患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这种批评是相当深刻的。
事实上，正是这些放言高论的官绅们，自道成以降，一面反对举办近代化的事业以图自强，一方却又主张强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们用传统的观念来理解近代的国际政治，以自杀的政策和激昂的文学语言来应付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洋列强，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看来，立国在于经典，不在技艺，以西洋为师，岂非自甘贬谪?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把国家也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为在危难的时候，宁可自杀，不可对敌人有任何让步，至于有条件的暂时的妥协，在其看来也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他们以南宋之于金元，前明之于满清的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来对付西洋列强。诚然，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难免有很多流弊，其中最大的一点便是什么事都以一死塞责，其结果是国家自杀的目的固然达到了，而组成国家的人民势不能个个自杀，从而演成历史上无数的丑态和悲剧。以一已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