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见不着向日葵,明朝人吃不上葵花子

丰子恺先生曾写过一篇《吃瓜子》,幽默地说,“中国人人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但我以为这三种技术中最进步最发达的,要算吃瓜子”。丰子恺先生并未言明,此处的瓜子是葵花子、西瓜子还是南瓜子,但如今在瓜子界最为流行能占得半壁江山的,当是葵花子了——我们一说瓜子,西瓜子、南瓜子那是要特意说明的,什么修饰不加,那必定是葵花子。

瓜子就是葵花子,天经地义,以至于让我们会有一种错觉,从开天辟地以来,瓜子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零食,向日葵就是我们中国的作物。古装历史剧《隋唐英雄·薛刚反唐》有一幕,薛刚的妻子在向日葵地里生下了孩子,大片的金黄,场景很美,而且,向日葵的象征含义是沉默的爱以及对光明的追求,让一个新生命在向日葵地里诞生,景色美,寓意好,稍微有点美中不足的是,这一幕根本不可能发生。

因为向日葵这种作物,唐朝人没见过,宋朝人没见过,元朝人没见过,明朝人生得早些,也见不着。向日葵原产于美洲,中国的向日葵是从欧洲引入的。明朝嘉靖年间浙江的地方志《临山卫志》中首次提到了向日葵之名,而万历年间的诗人、学者姚旅在他的《露书》中说,“万历丙午年(1606年)忽有向日葵自外域传至。其树直耸无枝,一如蜀锦开花,一树一朵或旁有一两小朵。其大如盘,朝暮向日,结子在花面,一如蜂窝”。据信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对向日葵的描述。那时的向日葵,还有“西番菊”“西番葵”“迎日花”等名字,基本上属于观赏性花卉,反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没有提过向日葵,这从侧面表明,向日葵和生活离得很远。

然而,明代的《金瓶梅》和清代的《红楼梦》书中有大量的吃瓜子的描述,他们吃的是葵花子还是西瓜子、南瓜子,成为横跨植物学界和文学界一个饶有趣味的小问题,四川大学的张箭教授认为是葵花子,南京农业大学的李昕升博士却认为只可能是西瓜子。他们探讨的一个焦点,就是向日葵何时成为农作物,甚而成为大规模种植的农作物。

我比较倾向于李昕升博士的看法。他说,清代康熙前期的《花镜》中说,“向日葵……只堪备员,无大意味,但取其随日之异耳”,说明清中期以前,向日葵还是观赏之用。清末光绪年间的《抚郡农产考略》中说,“墙边田畔随处可种”,说明还是种辅助性作物,未大规模栽培,一直到民国十九年黑龙江的《呼兰县志》中,才有了向日葵“论亩种之”大规模种植的记载。

不禁又要为古人遗憾一下,这么大路货的零食,清朝以前的人都没吃过。同时也非常好奇,一百多年里,葵花子是如何战胜西瓜子和南瓜子,成为零食界之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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