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时，祖父送他到附近黄瓜口村的一位塾师单子鳌那里读书。当时，读书是为了应试科举，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入学之始，还要先读一段蒙学。大钊同志跳过了蒙学阶段，一入学就和较大的孩子们一起读“四书”。这些宣扬孔孟之道的书虽然陈腐，但在当时大钊同志家乡一带，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所谓“新学”也还没有传过来，就只能通过这些书来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大钊同志读书非常认真，他在同学中年岁最小，但却是最用功因而也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放学了，别的同学全回家了，他还一个人留在自己的座位上背书，往往要老师几次催促：“耆年，回家去吧！”这才回去。
单子鳌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用功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一面听着年幼的大钊同志帮助同学背书、破讲，一面不住地点头称赞。大钊同志乳名憨头，少年时，名耆年，字寿昌。耆年的学名就是这位老先生给起的。耆年，是长寿的意思。直到后来，单子鳌还常常对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
爱思考，爱发问，也是大钊同志幼年读书的特点。就是对日常碰到的问题，他也不轻易放过，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一次读书，问他表姑：
“你看这念个啥？”
“我不认得字呵。”
“你为啥不认得字呢？”
“我没上过学呵。”
“你为啥不上学呢？”
“我是个女的，又不考秀才！”
但他还是一个劲地问下去：
“女的，为啥就不念书呢？”
……
就这样，小小的孩子，开始接触到了一个社会的大问题。
大钊同志从小勇于接受正确的教导，改正错误。当时的大黑坨村，赌博之风颇盛。村里的老母庙后边，经常有一群人在那儿聚赌。大钊同志有次放学回家，也到老母庙看了一回热闹，被祖父发觉了，大加训斥，并罚他捣粪数车。大钊同志知道了赌博的坏处，从此，再没有到老母庙去看赌钱。以后，凡是赌钱的场合，他从来不去。
大钊同志的学习进步很快，在黄瓜口村念了三年书，单子鳌就向他祖父提出：“耆年的学业良好，我已经教不了他，还是另请明师吧！”此后，大钊同志到小黑坨村跟一个秀才赵辉斗念书，又到井家坨的举人宋某家跟一个叫黄玉堂的老师念书，直到他十六岁考入永平府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