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前的史书大多为私人著述，隋文帝时还曾下令禁止私人撰修国史。唐朝更重视史书的编纂工作。唐太宗设置史馆，由史馆征集史料，修撰前代和本朝的历史，并由宰相兼领史馆，从此成为定制。
唐时编纂的正史有房玄龄等撰的《晋书》、姚思廉撰的《梁书》和《陈书》、李百药撰的《北齐书》、令狐德棻撰的《周书》、魏征撰的《隋书》，李延寿撰的《南史》和《北史》，称唐八史。
《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称为“五代史”。由于这五部史书均无典章制度的“志”，高宗时又由李延寿、敬播、李淳风补撰《五代史志》，后附入《隋书》。
唐朝还出现了两部重要史学著作，一部是《史通》，一部是《通典》。《史通》为刘知几所撰。刘知几702年来到长安，担任史官，参与修史。后因在史馆难述己见，遂离开史馆，自己著书，撰写《史通》30卷。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的专著。
《史通》对过去的史书，从源流、体例、内容、编纂方法、史料搜集选择、语言文字、写作技巧到人物评价、史事记述，都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同时提出自己的史学主张。刘知几对于史家和写史提出一些标准，指出史家必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其强调“识”。写史要真实、客观地反映历史，而不能为迎合权势或以个人恩怨歪曲历史真相。对唐以前史学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奠定了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基础，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
《通典》为杜佑所撰。杜佑为京兆万年(长安)人，唐代著名的政治家、理财家、史学家。出身关中望族，以世荫入仕。从地方官做起，后在朝廷任宰相、度支使、盐铁使等要职，做官长达60余年，通晓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等典章制度。当时唐朝的政治处在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杜佑研究典章制度的沿革，也是为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解决、挽救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在刘秩《政典》一书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改编，历时36年撰成《通典》。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专史。全书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9门，各门下又分若干子目，除《兵典》外，对每一种制度述其古今源流，唐代尤为详尽。所搜集的史料，唐以前根据正史等书籍，唐代部分取自唐令、诏敕、奏疏及《大唐六典》、《大唐开元礼》等文献，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通典》开创了史学著作的新途径，宋代马端临撰《文献通考》、郑樵撰《通志》，与《通典》合称“三通”。到清代发展为《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