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名驷，孝公之子，又称惠文君、文王、惠王，也被追称为帝。其于公元前337年即位，享国27年。
对于秦国的发展而言，秦惠文王的政治历史作用是承上启下的。秦惠文王即位之初，为了缓和国内政治矛盾而诛杀了 商鞅，但是，他并没有废除商鞅制定的法令制 度，相反，在内政方面，他仍然坚持并完善以“客”为“卿”的用人制度，继续执行“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原则，从而聚集了大批谋臣良将。尤其 为后世史家所称道的是，自 秦穆公以来的“求贤”、“纳客”举措，在秦惠王时期形成一项比较完善的客卿制度，对秦国以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具体说来，秦惠文王时期的客卿制度与战国之时“养客”和商鞅之时及之前的“用客”制度有很大不同，表现出秦惠文王在用人制度（仕进制度）上的改革意识和创新举措。
我们知道，战国以来，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雄天下，都竞相养客。战国四公子中的齐之孟尝君、魏之信陵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都因养有大量的宾 客而闻名天下。这些被养的宾客，又叫“食客”，他们或怀绝技，或有异能，或属罪徒，或为无赖，不分国别，无论良莠，成分比较复杂，而且无“特操”，大抵都 是为利而聚，乘势而往，所谓“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者比比皆是。据《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史籍载录，在这些“食客”中，亦不乏智能之士。如 《战国策·齐策》中所载的孟尝君所养之“食客”冯谖（xuān），就“焚市义”、“游说于梁”，为孟尝君营得“三窟”，不但使孟尝君得以恢复相位，为齐 王所重用，而且避免了潜在的政治风险，得以富贵永保。
和其他六国相比，秦国的养“客”之举，似乎要严谨得多。据《商君书·境内》载， 并非每个富豪之家，都有养客的资格，要养客，必须有600户的地户和封邑，否则即为违法。除此之外，秦国还设有专门的粮仓，以供客用。由此可见，客在秦国 的社会地位要比其他六国高得多，已经有“官养”之实。
正如孟尝君所养之门客，有无鱼之客、食鱼之客、车乘之客诸般等级一样，秦国之客 也有等级之别。一般说来，比较受重视并且给予较高礼遇的为之“上客”，反之为之“下客”。但无论是“下客”，还是“上客”都还是无官之人，由客而为“客 卿”，方为得官之人。而这一制度性的客卿使用流程，正是秦惠文王对秦政治制度的创新与贡献。
秦惠文王的制度创新还体现在，他一方面继 续贯彻商鞅制定的军功授爵制，比如 张仪等拜客卿后，均以立下军功为主的功劳后才得以拜相，但另一方面，秦惠文王却在由客拜为客卿时，往往因客的一番政论而 授以官位，并以此作为仕进的另一途径，为智能之士提供了施展政治才能的舞台，拓宽了仕进之路。正因如此，以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为标志，秦国出现了以客入仕 的高潮，大批异域人才进入秦国，秦国的高级官吏之位，更多的“出于客”。以张仪相秦为标志而形成的客卿制度，对秦以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人力资源保障 作用。黄留珠先生评价秦惠文王的这一举措时说：“它即是秦较早突破宗法制的茧缚，举用外人的传统特点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也是秦统治者不断总结仕进经验教 训，纠正军功取仕弊端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秦惠文王的制度创新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秦惠文王的政治历史贡献还体现在拓边开疆的对外战争方面，具体说来，秦惠文王的拓边开疆之功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迫使魏献河西之地与上郡15县。公元前341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派田忌、 孙膑为将率军击魏救韩，孙膑使用“减灶之计”引诱魏 军，并在马陵（今山东省濮县）设伏，魏军中计，被齐军打败，损兵十万，主将太子申、庞涓战死，历史上把这次战役称为“马陵之战”。此战之后，魏国军力大大 削弱，而秦、齐两国军力日盛，与楚形成三强并立的对峙之势。公元前333年，秦惠文王任用魏国阴晋（今陕西省华阴东）人公孙衍为大良造，次年，魏国为讨好 秦国，主动把阴晋献给秦国，秦更名为宁秦，取得了东进的战略要地。公元前331年，秦公子率军与魏军作战，俘虏了魏军主将龙贾，斩首八万。次年，秦惠文 王继续发兵进攻魏国，历经数次大败的魏国军力不支，被迫把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
公元前329年，魏国人张仪入秦为相。张仪任秦相后，一方面仍继续打击魏国，另一方面又利用魏国处境困难的局面，采取连横策略，诱迫魏国就范。
公元前328年，张仪遣公子桑攻魏，取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继而又归还魏国，接着，遣公子繇到魏国做“人质”，表示亲善。张仪在进行了一打一拉之后， 便亲往魏国，对魏惠王说：“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于秦。”魏国只得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献给秦国，魏国由此失去了在河西的全部领土，连国都也不 得不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次年，秦国将少梁更名为夏阳（今陕西省韩城西南）。在获取魏国的河西、上郡等地后，秦国声威大振，公元前325年（楚怀王 四年），秦惠文王也就正式称王了。
二、击败赵、燕、韩、楚、魏五国合纵伐秦。公元前319年，赵、燕、韩、楚等四国助公孙衍为魏相、 逐张仪而行“合纵”之策后，秦、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友好相援而改为紧张对抗。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攻三晋又连 连得手，楚国已感到“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所以对秦国转而采取防范和对抗政策。公元前318年，楚等五国伐秦，楚怀王被推举为纵约长，但楚怀王领导 不力，各国又不齐心协力，秦军迎战五国之师于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北），五国的军队都不是秦军的对手，逐一被秦军击败。楚怀王 举棋不定和软弱无能的性格弱 点暴露无遗。秦惠文王瞅准楚怀王的弱点，对楚国采取文武两手，步步进逼，先取巴蜀，“得蜀则得楚”，从长江上游扼制荆楚，以震慑楚国；又使张仪诳楚，许以 商於之地600里而使楚“绝约于齐”，斩断了楚国与齐国的联盟，置楚国于孤立挨打地位。楚怀王利令智昏，果然中计，先绝齐而后又攻秦，结果被秦大败于丹阳 和蓝田，楚国从此一蹶不振，由盛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