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立国之初，称其猛将如林、谋士如云大致还是不错的。可以说，秦之所以能在诸强纷争中后来居上，并最终混一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其持续吸纳诸国才俊。然而后来统治秦朝的仍然是这批人，并且司马迁也曾指出，这些人中不乏安邦定国之才，可是他们却只能坐看国家日渐混乱，并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原因固然甚多，然细究起来，实与始皇乾刚独断、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关系甚大。如博士淳于越对新政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不仅不听，还下令把民间私藏的书籍烧掉，并禁止人们议论时政;方士说了他的难听话，他便大肆株连，以至坑杀诸生460人。凡此种种搞得偌大个帝国，只有他的长子扶苏才敢对他直言进谏，到最后，就是扶苏他也容不下，竟又将其赶回上郡。看始皇如此独断专行，不能不让人在叹息其对秦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也心生疑问：如此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人，他是怎样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
打开史籍不难发现，并吞六国前的始皇与并吞后的始皇为人行事大不相同。在并吞六国以前，始皇是礼贤下士的。如他对魏国人缭以礼相待，让缭享受与自己相同的待遇，然而就是这样缭还说他坏话：“秦王这个人长得高鼻梁、长眼睛、高胸脯，说话还声音沙哑。这样的人缺少恩德而有虎狼之心，穷困时可以礼贤下士，得志时也容易轻视人，这样的人不可与之长久相处。像我本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他有求于我，所以他见到我也非常恭敬。如果让他实现了他君临天下的梦想，那么天下的人就都会成为他虐待的对象了。这样的人不适合共事。”说过就逃走了。可是始皇知道后，因欣赏他的才能，不仅不怪罪他责骂自己，还派人把他找了回来，并委以重任。
始皇还是待人诚恳、知错能改的。当时韩国的间谍郑国意欲通过让秦修筑水利工程以消耗其人力物力的办法，进而削弱秦国实力的阴谋泄露后，始皇一怒之下下“逐客令”，要尽逐山东六国在秦之游士。客卿李斯于是上书指出秦逐客乃是错误的举措。始皇读后，觉得李斯说得有理，便马上撤回了逐客令，而韩国的间谍郑国在向始皇讲了修渠对秦国的好处后，始皇不仅原谅了他，还让他继续主持该项工作。又如在灭掉楚国需用多少军队这个问题上，青年将领李信认为有20万足够了，而名将王翦则认为非60万不可。始皇当时认为王翦是因年岁已高变得胆小怕事了，于是起用李信伐楚，结果李信大败而回。始皇得知消息后，立即亲赴王翦家道歉并恳请他领兵出征：“寡人误听李信的话，致使秦军受辱，现在楚军正乘胜向西进发，将军您既使有病，能忍心抛弃我不管看着我作难吗？”
始皇还是集思广益、从谏如流的。对于李斯、姚贾、尉缭、顿弱等人，他可谓言听计从。对于重大事件，他往往都要召集群臣集体商议。如山东四国曾一度试图并力西向攻打秦国，始皇为此曾召集群臣及宾客等60人商议对策。并吞六国之初又曾多次召集群臣、博士、儒生等议政。很显然在并吞六国之前，甚至可以说在秦朝建立初期，始皇的形象还是相当开明的。然而后来随着神化始皇运动的展开，始皇的性情变了。这其中既有始皇对自己的推崇，所谓“德高五帝，地广三王”，“以为自古莫己及”，又有臣下的推波助澜。如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称始皇“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李斯又说“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仆射周青臣说“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更有刻石颂功之举。在数度巡行过程中，先后在峄山、泰山、之罘、碣石、会稽等处刻石颂功，其中如《琅邪刻石》称始皇“功盖五帝，泽及牛马”、“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会稽刻石》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君主的神圣地位被制度化，亦即确定“皇帝”为君主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