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曾经这样评价过一副画卷，他说：“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能得他如此高评价的画卷，就是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为道友无用禅师所绘画卷，描绘的是他晚年定居之地富春江边的秀丽风光。
《富春山居图》的第一位收藏者是无用禅师，后来一直到明代画家沈周之前，收藏者不明。沈周因为家贫，未能好好的收藏这幅画卷，后来到明朝弘治年间，被苏州节推樊舜举以重金购得后，沈周为之题记，补叙自己收藏时已经是“一时名辈题跋，岁久脱去”的破旧情况。
到了隆庆四年的时候，落入画家、鉴赏家无锡谈志伊手中。万历二十四年，明代后期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将《富春山居图》收入囊中，不过不久就转入宜兴收藏家吴之矩手中。
吴之矩传给儿子吴问卿，吴问卿对其爱不释手，建富春轩收藏此画。明清交际之时，吴问卿带着《富春山居图》躲避战乱。临死之前，想将《富春山居图》焚烧殉葬，幸好吧诶他侄儿吴子文救出。不过可惜的是，这幅画卷已经被火点燃，断成两截，部分地方呗烧毁。此后三百多年，两段画卷分别流传。
历代文人墨客都以一观《富春山居图》真迹为毕生渴求，市面上因此出现了许多赝品。在乾隆年间，关于《富春山居图》卷的真伪问题，还发生过所谓的“富春疑案”。案子的始末，是这样的。
乾隆十年，乾隆“偶得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不过也是在这一年，沈德潜进呈的诗文稿中，看到他的两则《富春山居图》跋，知道安岐家中还藏有一卷黄公望名为《富春山居图》的画。
后来安氏家道中落，《富春山居图》辗转到了内府，乾隆帝“剪烛粗观，则居然子久《富春山居图》也，五跋与德潜文吻合，偶忆董跋，与予旧题所谓山居图者同，则命内侍出旧图视之，果同。次日命梁诗正等辨其真伪，乃咸以旧为真，新为伪”。
乾隆帝开了金口，臣下又惟皇上之好为准，所以尽管再次比照，但是仍然以乾隆帝的评定为准。不过事情的真相却是，乾隆帝断定为真迹的实际是赝品，被他判定为赝品的才是真迹。这个案子一直到现代，才被翻案，得以矫正真伪。不过也幸好是乾隆帝的判断，让《富春山居图》真伪颠倒，真迹才得以历经战火侵袭，最终保存下来。
因为乾隆的关系，独具慧眼的沈德潜不得不违心地谓伪为真，他在《子明卷》后题诗说：“……圣人得此屡评品，探诀亭毒穷端倪。江山万里入毫楮，大造在手非关思。敕命小臣题纸尾，迫窘诘屈安能为。昔年曾跋《富春卷》，今阅此本俯仰兴赍咨。天章在上敬赓和，秋蛇春蚓敢望岣嵝山尖碑。”而后来近人吴湖帆翻案，再次挑起《富春山居图》真伪之辩。而为最终为这场真伪之变顶板拍案的则是著名鉴定家徐邦达先生。
徐邦达老先生从画面本身的“三远”（平远、深远、高远）具备，画中多复笔、改笔，与自题中“逐旋填”语相吻合为一依据。二是从所留题跋，除自跋外，他人题跋多出自名家之手，内容丰富，紧扣原画，而伪本则内容空泛、贫乏，离题太远。真本的题跋更提供了一条明晰的流传线索。三是收藏记录和印记，题跋和印记以及记述三者相佐证，最终断定了真迹。
而《富春山居图》真迹，两卷《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如今分别被浙江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成为两院镇馆之宝。 《富春山居图》有赝品吗？《富春山居图》现在在哪儿？
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曾经这样评价过一副画卷，他说：“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能得他如此高评价的画卷，就是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为道友无用禅师所绘画卷，描绘的是他晚年定居之地富春江边的秀丽风光。
《富春山居图》的第一位收藏者是无用禅师，后来一直到明代画家沈周之前，收藏者不明。沈周因为家贫，未能好好的收藏这幅画卷，后来到明朝弘治年间，被苏州节推樊舜举以重金购得后，沈周为之题记，补叙自己收藏时已经是“一时名辈题跋，岁久脱去”的破旧情况。
到了隆庆四年的时候，落入画家、鉴赏家无锡谈志伊手中。万历二十四年，明代后期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将《富春山居图》收入囊中，不过不久就转入宜兴收藏家吴之矩手中。
吴之矩传给儿子吴问卿，吴问卿对其爱不释手，建富春轩收藏此画。明清交际之时，吴问卿带着《富春山居图》躲避战乱。临死之前，想将《富春山居图》焚烧殉葬，幸好吧诶他侄儿吴子文救出。不过可惜的是，这幅画卷已经被火点燃，断成两截，部分地方呗烧毁。此后三百多年，两段画卷分别流传。
历代文人墨客都以一观《富春山居图》真迹为毕生渴求，市面上因此出现了许多赝品。在乾隆年间，关于《富春山居图》卷的真伪问题，还发生过所谓的“富春疑案”。案子的始末，是这样的。
乾隆十年，乾隆“偶得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不过也是在这一年，沈德潜进呈的诗文稿中，看到他的两则《富春山居图》跋，知道安岐家中还藏有一卷黄公望名为《富春山居图》的画。
后来安氏家道中落，《富春山居图》辗转到了内府，乾隆帝“剪烛粗观，则居然子久《富春山居图》也，五跋与德潜文吻合，偶忆董跋，与予旧题所谓山居图者同，则命内侍出旧图视之，果同。次日命梁诗正等辨其真伪，乃咸以旧为真，新为伪”。
乾隆帝开了金口，臣下又惟皇上之好为准，所以尽管再次比照，但是仍然以乾隆帝的评定为准。不过事情的真相却是，乾隆帝断定为真迹的实际是赝品，被他判定为赝品的才是真迹。这个案子一直到现代，才被翻案，得以矫正真伪。不过也幸好是乾隆帝的判断，让《富春山居图》真伪颠倒，真迹才得以历经战火侵袭，最终保存下来。
因为乾隆的关系，独具慧眼的沈德潜不得不违心地谓伪为真，他在《子明卷》后题诗说：“……圣人得此屡评品，探诀亭毒穷端倪。江山万里入毫楮，大造在手非关思。敕命小臣题纸尾，迫窘诘屈安能为。昔年曾跋《富春卷》，今阅此本俯仰兴赍咨。天章在上敬赓和，秋蛇春蚓敢望岣嵝山尖碑。”而后来近人吴湖帆翻案，再次挑起《富春山居图》真伪之辩。而为最终为这场真伪之变顶板拍案的则是著名鉴定家徐邦达先生。
徐邦达老先生从画面本身的“三远”（平远、深远、高远）具备，画中多复笔、改笔，与自题中“逐旋填”语相吻合为一依据。二是从所留题跋，除自跋外，他人题跋多出自名家之手，内容丰富，紧扣原画，而伪本则内容空泛、贫乏，离题太远。真本的题跋更提供了一条明晰的流传线索。三是收藏记录和印记，题跋和印记以及记述三者相佐证，最终断定了真迹。
而《富春山居图》真迹，两卷《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如今分别被浙江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成为两院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