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爵是元朝著名的文学家，元朝大臣，有元代包公的美誉。公元1294年，苏天爵出生在真定一个有名的书礼世家，因此自幼接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
幼年时代的苏天爵并没有详细的历史资料记载，但是想来家中大人都是有才之辈（苏天爵的父亲苏志道，曾任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为一个稚龄儿童做启蒙也是绰绰有余的。
少年之时，苏天爵成为著名儒士安熙的入室子弟，受刘之学。入国子监学习之后，又受到吴澄、虞集和齐履谦等诸位名士的教导。这些老师大多数都是理学思想的研究者，所以苏天爵的思想或多或少受这些人的影响。除了以上几位，与苏天爵亦师亦友的还有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成遵、黄溍、王沂、吴师道、许有壬、宋本、陈旅和赵汸等人。良师益友，是苏天爵文学路上最大的助力。
苏天爵后来因为参加国子学公试，考取第一名，从而开始进入官场。初时苏天爵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后因为丁忧守丧而归乡。丧期过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的时候，朝廷准备修《武宗实录》，苏天爵领命，次年升翰林院修撰，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至顺三年，苏天爵奉命到湖北考察狱案，遍历各地，不辞劳苦。湖北地区民风凋敝，大案冤案极多，而且大多数都是当地豪强遮掩。苏天爵到了当地之后，不管是大案还是小案，一样认真对待，事无巨细，必尽心焉，搜集证据，主持公道。
不管是豪强还是刁民，只要是犯了法，危害了百姓的，苏天爵不畏强权，一样秉公处置，给受害人一个交代。史料记：“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他复任监察御史，行使监察之职，刚上任不久就弹劾了五位地位权势极高的权要，上奏章四十多分，事无巨细，“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
元统二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不久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次年迁礼部侍郎。元统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使得当地的法治一阵，吏治一时为之一清。
元统六年，由改任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无论是在哪个职位上，苏天爵都秉公执法，恪尽职守，所以有元朝包公之名也毫不意外了。这是对苏天爵为官的最高赞誉，也是当时百姓对其的尊敬。
至正四年，苏天爵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次年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奉命巡行天下。当时他巡察的重点在京畿道，有皇帝诏书在手，本人又是刚直的性子，很是查清了不少大案。许多贪官污吏，奸恶之辈都在他的监察之下，无所遁形，“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
这件事情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放在现在，应该都算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官场纠葛，苏天爵一下子拉下这么多人马来，自然也会得罪人。因为此事，他当时的丞相。最后在丞相的运作下，“不称职而罢归”，直到至正七年被元顺帝察觉其冤，才再次被启用，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管理江浙财赋。
此后苏天爵又历任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十二年的时候，红巾军起义势力庞大，战事波及至江东一带，苏天爵带领当地军队进行抵抗，最后“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为元朝的统治贡献了最后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