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伯与项羽的关系是叔侄的关系，项伯是项羽最小的叔父，其实项伯帮刘邦只是一个偶然，他其实是想帮自己的好朋友张良，张良和项伯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他在险难之中帮助了朋友。也算是有情有义之人，只是情义不能两全反而害了自己的亲侄子。
项羽听说刘邦欲守关自王关中，遂在鸿门发布命令： 次日犒赏士卒，进攻刘邦。刘邦当时驻军霸上，并不知情，在大战即临，霸上将玉石俱焚的时刻，项伯想到了跟随刘邦的张良。张良曾有恩于他，两人关系极好。项伯不愿弃张良而不顾，连夜赶至霸上，找到张良，告以实情，要张良和他一起离去。张良借口说，危难时弃人而逃是不义的，遂将此事告诉了刘邦。
项伯于险难中不忘朋友，有恩图报，不辞辛苦，表现出了一种高尚的仁德情怀，这是极为可贵的，但他忽略了两个问题： 一是秦灭后刘邦与项羽已成一对生死对手，自己身为楚军高级将官，当朋友之谊与政治利害相冲突时，究竟应把什么放在首位；二是要让张良离开霸上，可以找出多种借口，未必一定要把实情相告知。当真话有泄露军机之嫌时未必不可以说些善良的谎话。项伯对两个问题显然均未考虑，他把朋友之谊凌驾于政治关系之上，也没有说谎话的准备，因而向政敌之友泄露了自己军中最高机密。张良提出危难时不能弃友自逃，这和项伯要唤走张良的道理是暗合的，项伯也就同意了张良的请求，遂听任军中机密直送政敌刘邦。
刘邦感到自己力量不敌，决定软化双方的对抗，遂把项伯选定为行事的突破口。他对项伯极恭敬地约见、祝酒，结为亲家，又以圆通的理由，诚恳地解释了产生误会的事情，表明了他对项王的忠诚之心。项伯完全相信了刘邦的忠诚，甘愿充当双方和解的中介人，不仅给刘邦提出了一个自认不错的主意，而且说服项羽善遇刘邦，为刘邦的到来做了很好的铺垫。
在次日的鸿门宴上，范增不断地暗示项羽，让乘机杀掉刘邦，项羽因在事前已被项伯说服，认定刘邦为忠诚有功之将，因而对范增的暗示默然不应。当范增召来项庄即席舞剑时，项伯一定看出了其中要杀刘邦的真意，立即拔剑对舞，常用身体遮护刘邦，使项庄一直难于下手。在项伯看来，刘邦来鸿门是自己出的主意，因而他实际上是自己请来的客人，对他的性命负责是自己应尽的道义责任；何况自己与刘邦已在昨晚结为亲家，更有一层亲戚关系包含其中。
项伯劝项羽勿杀太公，所言道理虽不清晰、充分，但绝非是出于仁道主义则可以肯定。因为，项羽坑杀活人无数，从未见项伯有劝谏的表示。他自己在九江王英布反叛投汉后，奉命收集九江散兵，也杀尽了英布的妻子儿女。此事出面相劝，一定是他想起了四年前刘邦与他在关中霸上的婚姻之约，既然结为亲家，就有保护亲家翁的义务。项伯勇敢地承担起了保护太公的责任，真实的心境不好说出，只好语焉不详地用大话劝阻，这其实是他政治立场的又一次表露。如果说分封诸侯之前，楚汉对立之势尚不明朗，项伯庇护刘邦的一切行为可以用头脑不清来解释，并加以谅解；那在楚汉战争已近四年的广武对峙之时，仍然暗存庇汉的态度，就难以作出正常的解释。
项羽败亡后，刘邦封项伯为射阳侯，地在今江苏省淮安县西南。赐其姓刘，但后来未见刘邦的哪位儿女与其子辈成婚。古人有同姓不婚的禁忌，（如《左传 · 僖公二十三年》记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刘邦赐项伯姓刘，不知是赏以同姓之尊，还是要借故取消以前的婚姻之约，因为当年霸上结亲本来就是刘邦临时求助的手段。项伯受封三年后死去，其嗣子项睢因罪未承爵。
司马迁在《汉功臣侯表》中解释项缠（伯）所以封侯的原因时说： 汉王与项羽有郄于鸿门，项伯缠解难，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楚军的左尹高官在汉军打败项羽时尝有功，这是耐人寻味的情况，其政治品格已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