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得慢慢从明朝嘉靖年间说起。朱厚执政的嘉靖年间，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战争极多。南方的倭寇，外加北方的鞑靼部落，每年轮流侵扰，史称“南倭北虏”之患。论及影响，北方的鞑靼侵扰，打得明王朝头疼，每年都是几万人肆虐，边关败绩连连，军民死伤惨重。而东南的倭寇劫掠，却更让明王朝心疼：明王朝的财政税收，绝大多数都指望东南沿海，倭寇一打劫，不但财产损失惨重，连带着是年的当地税赋，也都一股脑泡汤。
因此自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起，倭患越闹越凶，嘉靖皇帝朱厚，也越来越急，平倭的招数，能使的都使了，除了厉行海禁，严打走私外，更调兵遣将，集结精锐部队到东南，多次重拳出击，非要灭了倭患不可。但严打的结果，却是经常被打惨。反映到战场效果上，起初的明军，更是灰头土脸，多次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战况十分丢人。而且前线的作战过程，还经常比想象得更衰：经常是没打几下，全副武装的明军，就做鸟兽散，被倭寇追得撒腿跑。之所以闹成这样，原因很多。首先倭寇问题，并非是海盗打劫这么简单，成员也不止日本人。论及因素，既因为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国内乱作一团，各色武士浪人结伙流窜，侵扰程度加剧。更因为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展，传统的海禁政策已经过时，各地走私猖獗，明王朝既不开放民间贸易，更无力制止走私，于是走私团伙与日本海盗互相勾结，背后还有沿海当地大户撑腰，以至于局面闹得不可收拾。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军事因素。发展到嘉靖年间，明朝传统的卫所制度，早已经败坏不堪，军屯大量流失，士兵更纷纷逃亡，勉强服役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弱残兵，战斗力极其不靠谱，上了战场，更缺少杀敌立功的勇气，招呼俩下子就跑路，那是常有的事。而倭寇这边，更绝非简单的强盗团伙，相反军事素质极高，首先说武器，虽然在战船和弓弩技术上，倭寇远逊明朝，但是火枪技术却极先进，特别是常年和葡萄牙人打交道，不但火器制造技术突飞猛进，战术也日益成熟，还出现了线形射击战术，好些能征善战的明朝猛将，都是阵亡在倭寇的火枪下。
除了火器外，倭寇的战刀工艺也极好，特别是著名的武士刀，性能更强于明朝军刀。而且就作战而言，倭寇中的“真倭”，大多都是日本的浪人武士，即使放在日本，也都是战斗力强悍的职业军官，这么群人凑在一起，军事素养极高，临阵作战，战术纪律也极强，他们最擅长使用长蛇阵，将老弱兵隐藏在中间，精壮士兵打先锋或者殿后，作战时候的花招更是多，尤其缺德的是，针对明军纪律败坏的特点，倭寇还常故意把财宝美女扔到地上，引诱明军哄抢，然后趁机冲杀。甚至好些以战斗力强著称的明军，都被这种雷人战法打垮。但作为一支曾经横扫天下的虎师，在历经多次失败后，明军很快焕发了斗志，一批仁人志士们采取募兵的方式，很快摔打出多支善打硬仗的铁血军队，一群新兴的名将也相继脱颖而出。在嘉靖时代的最后二十年里，东南抗倭战局，在这些将士的浴血奋战下，终于艰难的朝好的方向扭转着，并最终于嘉靖四十五（1566年）年，随着最后一股倭寇团伙在越南万桥山被歼灭，肆虐明朝近二百年的倭寇之患，终于彻底肃清。这是大明军人的卓越功勋。
而在嘉靖年间跌宕起伏的抗倭战争中，涌现出的将星也格外多。但是，在曾经作为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幕僚，几乎全程参加抗倭战争的明朝大才子徐文长眼中，这些人里真正匹配得上“名将”身份的，满打满算不过三人：谭纶，戚继光，俞大猷。而三人当中，对比职业武将戚继光和俞大猷，谭纶，却是唯一文官身份。
一：文官带兵不简单
三大名将中，论在后世的知名度，谭纶恐怕是最小。但论行政职务，他却是最高，且另外俩位将星戚继光和俞大猷，也都曾做过他的下属。特别是今天已公认是民族英雄的戚继光，和谭纶的渊源非常深，军旅中最光辉的生涯，几乎都是二人同呼吸共命运。而之所以说他，除了上述原因外，却还因一个重要意义：谭纶的戎马生涯，堪称明朝“文官带兵”景象的缩影。说起明朝“文官带兵”这事，即使是好些现代人也唏嘘，觉得外行的文官，偏要操持军务，能打胜仗才叫怪。甚至一些专业史家，指摘明朝的弊病时，这也是重要一条。
这些指摘，确实也有一定道理，“文官带兵”制度发展到明朝中期，已经成了一项固定制度。明初只能由公侯担任，权力极大的“总兵”职务，到了明朝中后期，虽然依旧是武将的最高官职，却早被牢牢压制，不说上面有总督和巡抚俩个文职压着，就连七品的御史，也可以不拿这官当回事。按照正德年间名臣杨一清的说法，文官面前，武将已经越发没地位，就连一些以往杂役才做的事，武将们也心甘情愿被文臣使唤，平日工作往来，更是毕恭毕敬。这个制度当然也有问题，武将日益被边缘化，战斗热情受打击，而且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越发恶化，文臣瞧武将是老粗，武将们虽说大多没胆反抗，但心里却怨怒，打起仗来更是阳奉阴违。由于文武不和而造成的败仗，在明朝也一直不少。
但是明朝的文官带兵，比起之前宋代来，虽说表面类似，却至少还有一个重要进步：并不是所有的文臣，都能获得带兵的机会，明朝中期的文臣，更不会像宋代的范雍之流那样，只凭着日常工作表现好点，哪怕半点军务不懂，也能成为统兵一方的大帅。一介文官，想要在明朝带兵，既要有真本事，更得有相关的历练。而在这方面，明朝的政治体制，也有一套成熟的选拔培养流程。而作为明朝儒将的代表，谭纶正是从这个培养流程中摔打出来的。谭纶字子理，江西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登第的时候很年轻，才二十四岁，但名次却不算好，没机会成为庶吉士，仅授官南京礼部六品主事。清水衙门里的小角色。
虽说正经学业不成，而且授官也不理想，但早年起的谭纶，也是个小有名气的青年，有名的不务正业。喜欢的学问，都是正经老夫子眼里的闲篇：不但喜欢军事，好读兵书，而且还常写心得体会。甚至日常生活中遇到些许小事，哪怕碰上斗蛐蛐这类闲事，也常和军事联系起来，研究兵法从来着迷。其作品《说物寓武》，就是此中的得意之作。这爱好在后人看来，属于军事天赋。但在当时好些人看来，纯属闲的难受。而且谭纶早年干过的闲事，还不止这条，更喜欢戏曲艺术，不但爱好填词，更喜好琢磨曲牌，一研究起来，也同样入迷。而后来的人生里，看似不务正业的谭纶，在这两件入迷的事上，都做出了不小的成就。
当然这两件闲事里，倒也体现了谭纶的一大优点：认真。只要愿意干的事，就会倾注百分百的心血，不干好不罢休。步入仕途后，他这认真的特点，也很快崭露头角。外加他天资聪颖，说话办事稳重。没过多久，竟也进入了朝廷的视野，成为栽培对象，很快就换了工作：升调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虽然还是在清水衙门的南京，但这个调动却非同小可，南京的衙门，绝大多数是闲职，唯独不清闲的，却是执掌东南兵权的南京兵部。而职方司，更是其中极其重要的衙门：日常掌管各地军事资料，战时更要负责制定作战方略，工作琐碎辛苦。但这个职务，却是明朝“文官带兵”的一个重要跳板，通常担当这个职务的，都是朝廷眼中，未来统兵打仗的角色。给这个岗位既是考察，更是难得的磨练机会。比如弘治年间的军事家刘大夏，便是从这个岗位走出来的。
在这个岗位上，谭纶一样做得认真，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辛苦琐碎的工作，大明军备的实际情况，也逐渐了然于胸。怎样打胜仗，也是这位青年书生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而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五月，一场意外的危机，却令常年苦苦思考的谭纶，得到了一展身手的机会：有股嚣张的倭寇，居然突破明朝水师的层层防御，一下杀到南京城下，消息传来，整个南京都乱了套，官员们慌了神，守军们也吓得哆嗦，眼看一场浩劫在所难免。危急时刻，谭纶却猛得站了出来，甚至主动请命，临时招募了周围一群壮丁，总共五百多人，简单教授点武艺战术，就急火火上了战场，按照军事常识，这群人去打倭寇，还不够给人塞牙缝的，但谭纶有办法，一是会做动员，他口才很好，诸如民族大义之类的话一说，立刻把大家煽动得嗷嗷叫。然后也会抓战机，趁着倭寇们刚登岸，脚跟都没站稳，就突然发起攻击，而且是俩面夹击，一部分人正面冲，另一部分人侧面打，一下把倭寇切割成两半。而谭纶本人也不含糊，带头冲在第一线。就这样连冲带杀，竟然就把敌人打垮了。这仗打完，谭纶一战成名，成了朝中擅长用兵的俊才，接着又得到新考验：就任台州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