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 “敌台” 3000 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使得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政治方面：
推行考成法：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这一举措使得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加强了朝廷威信，有利于继续深入开展更多改革，也有利于中央集权。
任用人才：张居正提出 “立贤无方，唯才是用” 的用人原则，坚持 “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不论身份、资历、个人看法，只看是否有实干精神和为政能力。他重用了一批支持改革的人才，比如委任原来政敌高拱的门下张学颜清丈土地、推荐曾经弹劾自己的礼部尚书马自强入阁、重新起用被贬为民的庞尚鹏出任福建巡抚并参与经济改革、任用曾被罢免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水等。
节制权贵：张居正主政期间采取措施节制权贵。例如，逮捕并囚禁了在云南作恶多端的云南黔国公沐朝弼；拒绝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不合理的银两要求；不顾和冯保的关系，革除了冯保侄儿冯邦宁的职务并杖打四十大板等。他用严明的法纪打击豪强大族，使得内阁掌握了宫中、府中的事务，并使内臣宦官都听命于外廷。
经济方面：
清丈土地：张居正认为地方豪强隐藏土地、不交赋税，贫民不堪重负而逃亡，是朝廷赋税收入减少的根源。万历六年（1578 年），他命令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重新丈量全国田亩，清丈各府州县所有的庄田、民田、职田、屯田、荡地、牧地等一切生产用地，并按照实际田亩分上、中、下三等纳税，对于欺骗隐瞒的官员从严惩办。
推行一条鞭法：万历四年（1576 年），张居正先在湖广地区试行一条鞭法，效果显著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该法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项合为一种，将力役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统一征收。除漕粮外都可改折银两，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同时简化征收手续，减去由里甲征收的中间层次并改成官收官解。
兴修水利：张居正委任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潘季驯提出 “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缓”“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 等理论，张居正支持潘季驯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还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
军事方面：
加强边防：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 “敌台” 3000 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使得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平定叛乱：在广东地方，先后任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先后领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的蓝一清、赖元爵，潮州府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和琼州府的李茂等叛乱分子，安定了各地人民的生活和保障生产正常进行。
张居正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财政状况改善：经过改革，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 1300 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进步。
社会经济发展：改革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政治风气好转：考成法的实施使得各级官员的办事效率提高，政治风气有所好转，政体为之肃然。
边防巩固：通过加强边防和平定叛乱等措施，明朝的边防得到了巩固，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