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天下大乱，除了最终一统中土的朱元璋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大盐枭张士诚，志大才疏，而另一个人却成为朱元璋登顶的最大对手。
他就是陈友谅。
陈友谅是湖北沔阳府玉沙县人，治下在今天的湖北省沔阳西南的沔城。此人出身渔家。从各种记载中判断，陈友谅懂经史，通武事，胆气豪壮。但是，种种情形表明，他很有可能属于那种艺不算很高胆子却极大，胆子虽然很大心并不细且很黑那一流人物。
元末天下大乱之后，陈友谅投奔到了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天完红巾军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薄书掾，大概是主管总务簿册一类的小官。随后，逐渐以军功升任为元帅。听起来这个名头很吓人，当时却并不值钱。
元帅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职官名，春秋晋文公时，就已经称中军主将为元帅。唐初开始，元帅一般由皇子亲王担任，权任极重。后来的宋朝也沿袭了这种做法，大体上只有皇子才能出任号令一方的元帅之位。比如，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时，侥幸脱出的赵构，便被困在都城里的大哥宋钦宗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到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时，大约是觉得这个汉语的官名很威风，于是，最开始在边疆地区，后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元帅府或者分元帅府，成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公署。为此，元末大乱时，凡是拉起一竿子人马的人，哪怕是阿猫阿狗，只要手里握有百八十个鸟人，便都会自称元帅，有壮胆吓人、自娱自乐的意思在里面。这种情形，和民国时期，手里有几只枪就会给自己任命一个“司令”，今天满大街都是“总裁”、“董事长”的意思差相仿佛。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陈友谅不完全是虚张声势，他还真的掌握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部队。当时，天完国皇帝徐寿辉与丞相倪文俊合谋，把太师邹普胜排挤出了决策层。不久，这位丞相便大权独揽，露出不把天完皇帝放在眼里的模样。于是，皇帝徐寿辉准备重新起用邹普胜来制约倪文俊。倪文俊知道后，将自己一再提拔、如今已经独当一面的心腹陈友谅找来，商量着索性干掉徐寿辉，自己来做这个皇帝。
谁知，就在倪文俊设下圈套，发动兵变，天完皇帝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之际，陈友谅却突然临阵倒戈，以保驾勤王的名义，率精兵三下五除二便打跑并在后来干掉了倪文俊，将他手下的力量全部收编到了自己手上。陈友谅就此成为天完国皇帝之下的第一重臣，不但握有重权，而且握有重兵。
陈友谅虽然有保驾之功，名义上也相当冠冕堂皇，但却显然有悖于江湖道义。于是，后来便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
倪文俊召陈友谅在丞相府密议时，他的一个爱妾曾经出来招呼茶点。据说，当时已经30多岁的陈友谅向来不近女色，因此颇受部下拥戴。谁知，见到这位女子后，陈友谅惊为天人，一时间目眩神迷而不能自己。此后一连数日神魂颠倒，不思茶饭。因此，才有了反戈一击之举。于是，兵变平息后，陈友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抢在前往丞相府抄家的兵丁之前，快马加鞭地赶到丞相府，将这位女子抢到了自己府上。后来，陈友谅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决战，兵败身死时，他的臣僚部下逃跑的逃跑，倒戈的倒戈，投降的投降，只有这一位女子为他自杀殉情。这段传奇是否真实，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或许重要，对陈友谅来说却是一点都不重要。原因是此人号称“素怀大志”。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许多此类素怀大志的人士，一般都会把别人的脑袋看得很轻。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但在内心深处，“宁愿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则是他们永远最真实的信条。因此，这种人大多都很有点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的气概。他们行起事来，一般只看自己需要与否，并不在乎割下任何妨碍了他们利益的人们的脑袋。这种人一般在江湖上大多声名狼藉，很难存身，却常常可以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可能是“行大事者不拘小节”、“无毒不丈夫”之类成语在中国官场与名利场上特别多的原因之一。
我们无法证明陈友谅不属于此类人士。
在这一点上，陈友谅与张士诚虽然大不相同，但一时间，似乎也是很成气候。
公元1359年，即元至正十九年九月，陈友谅在干掉倪文俊的两年之后，再一次同室操戈，杀掉了天完红巾军最孚众望的重要将领赵普胜。
又过了八个月，公元1360年，即元至正二十年闰五月，他以向皇帝汇报军情的名义，安排一个卫士用铁锤击碎了徐寿辉的脑袋。
由此，陈友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改年号为大义元年，以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为都城。当年，陈友谅40岁。
认真说起来，徐寿辉不是一个富有才略的人。
我们知道，红巾军是以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等为基础杂糅混合发展起来的，主要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为号召。按照他们的教义，明王出世、弥勒下凡后，世间就会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田种，众生平等，天下太平。当时，相信这一说辞的民众相当多。他们起事时，如徐寿辉一系的红巾军，就在后背上大书一“佛”字，他们被告知这样就可以刀枪不入，无往而不胜。假如不幸被杀死，则是因为自己心不诚的缘故。中国历史上直到今天，此类梦呓性迷狂相当常见。在现象上看，此种情形的出现，常常与人民生活在某些方面变得艰难、无助、超出了他们理解与承受范围呈正相关的关系。就是说，二者之间是同比例消长的。我们对此应该并不陌生。
据说，徐寿辉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并不是因为他具有才干和威信，而是因为长得魁伟不凡，威风凛凛，很有点天神也就是明王或弥勒下凡的味道，于是便被推举为领袖，并受到众人的爱戴。那个怪怪的国名――天完国，可能也是出自该混合宗教教义，大约有“天赐完美之国”的含义。
一个原本不入流的角色，就这样成了叱咤风云的天完国皇帝。
然而，这位天完国皇帝手下的几位大将却相当厉害，赵普胜就是其中之一。赵普胜，江湖人称“双刀赵”，假如用《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上的说法形容，大概可以说成是“双刀舞将起来，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富有韬略，在天完国创建的过程中，战功赫赫。因此，成为陈友谅图谋徐寿辉时所必须除掉的一个障碍，加上朱元璋不断派人散布谣言，于是，这位威望很高，且对天完皇帝忠心耿耿的将军，被陈友谅轻轻地安上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便杀掉了。
《明史》在评价陈友谅时，说他“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此人很可能具有极强的组织与控制能力、好弄权术且狠辣。他不停地干坏事，其所作所为，距离一个“义”字，相去可谓远矣。然而，他却敢于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并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相当迅速地整合到自己麾下。由此，可以看出其枭雄的本事与特色。
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七月，爆发了历史上相当著名的鄱阳湖大战。这次大战，可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投入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水上大会战，也是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决定生死的大决战。大战中，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为八十万人。其中，陈友谅投入六十万人，朱元璋投入二十万人。大战持续时间近四十天。是时，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湖水为之色变。以至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湖边的人们不敢捕食湖中的鱼虾鳖蟹。
陈友谅昔日作为所累积起来的恶果，在这次大会战中显露出来了。
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杀死后，他们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郎、傅友德等许多人陆续叛投朱元璋。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赫、几乎百战百胜的将军。
而丁普郎则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义气深重的兄弟。他对陈友谅极为愤恨，发誓要一命换一命，陈友谅必须用自己的脑袋作为背信弃义的代价。因此，在鄱阳湖大战中，这位丁普郎完全是一副不要命了的打法，意思很明白，就是只要能干掉陈友谅就行，自己死活无所谓。最后，此公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呼杀贼而不退。《明史》记载说：“普郎身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意思是说，他血战到脑袋已经掉了，身体还直立着，双手操兵器，一副拼命打斗的架势，敌人大为惊骇，以为是战神下凡。
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的如此战法，显然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具有极大影响。
此时，陈友谅一方虽然人多势众，号称六十万，但在史书记载中，能够见到名字的、拼死作战的将领却只有陈友谅嫡系的一两员大将。那些被强力整合进来的人们，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
一场战役，双方人数相差悬殊，一方占有压倒优势，却一开打便成了一场胶着战，上述因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胶着状态，本来恰恰是陈友谅应该极力避免的。因为，与朱元璋准备得很不错的后勤补给比较起来，陈友谅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六十万大军，立即在茫茫鄱阳湖上显现出了组织与补给上的困难。
尤其糟糕的是，在双方胜败尚未分明的时刻，陈友谅部下的两员重要将领――左右金吾将军又先后率兵投到朱元璋的阵营。这可能使草莽气息颇重的“大汉”皇帝陈友谅顿时陷入到了一种焦躁之中。于是，在随后的一次激战中，这位焦虑得已经失去镇定的皇帝掀开自己旗舰的帘障查看战况，结果，被一支不知发自谁人之手的箭矢一箭射中眼睛，并贯穿头颅，当场死亡。就这样，其统帅的六十万大军，在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只有很少一部分跑回了大本营。建国仅仅三年的“大汉”国，不久便土崩瓦解。
从众多史料的记载来看，陈友谅雄心不小，胆量极大，而且也不乏以权术驾驭部下的能力。因此，很短时间里，便迅速整合出一个在割据群雄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与兵力最多的“大汉”国，一时间相当咄咄逼人。
从投身造反开始，到自立为“大汉”皇帝，他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种顺风顺水，可能造成了他极好的自我感觉，以为自己真的是天之骄子，天命所归。于是骄横自负，甚至在处理事关重大的军国大事时，都显得相当粗疏草率。
显然，此人综合素质中的重大缺陷，是导致其毁灭的致命伤。他似乎从来没有过谋定后动、事缓则圆的深谋远虑，做起事来，常常是跟着感觉走，事到临头先干了再说。很有点拿破仑“先投入行动，然后再见分晓”的气概。可惜，他不是拿破仑，他没有拿破仑的政治、军事天才，好运气也不会永远笼罩在他的头上。事实上，以我们今天特别常见的事例回望历史，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或者反过来说，以这些历史返观今日，许多用常情常理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便豁然开朗洞若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