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进化”的，至少是“螺旋式上升”的。然而对比明宋，我们发现完全不是如此。
宋朝和明朝相隔仅89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打的是“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宣传他要恢复宋代的开明统治。然而这两个紧邻朝代，事后却被证明处于中国汉人王朝发展史上的两个极端：一个登上了文明的顶峰，一个则沉沦到野蛮的谷底。
按照我们大部分人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是“进化”的，至少是“螺旋式上升”的。然而对比明宋，我们发现完全不是如此。
人身自由的变化
如前所述，宋代中国基本已经废除了奴隶制，改为雇佣制。宋代虽然也沿用“奴婢”一词，但宋代的“奴婢”和以前朝代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佣的，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保姆”、“阿姨”或者“司机”。他不是主人家的私产，而是自由民。
宋代法律规定，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期限和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就解除了，双方地位完全平等。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代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不得超过十年：“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
出于对人命、人权的尊重，宋朝对贩卖人口的惩处是极为严厉的：“略（强卖）人之法，最为严重。”《宋刑统》规定，“略卖人为奴婢者，绞。”比今天把人拐进黑砖窑受到的处理要重得多。
和今天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规定，不光拐卖者要处重刑，买方也要重处：“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各减卖者罪一等；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买家的罪责仅比人贩子减一等。这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重视，甚至超过几百年后的今天。
然而读《金瓶梅》等明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到了明代社会，野蛮的奴隶制再度盛行。
明代的罪犯可以被官府发卖为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四妾孙雪娥和仆人私奔被捉，就被“当官发卖”为奴。后为被周家花了八两银子买到家里，成为“烧火做饭”的使女。主人可以像财产一样，把奴婢随意送人或出卖。
比如苗员外就把自家的两个歌童送给了西门庆。西门庆家里的春梅原来是花“十六两银子买的”，西门庆死后，吴月娘叫薛嫂仍以十六两银子卖出去。明代主人可以随意打骂、体罚奴婢，而奴婢却不得反抗，《金瓶梅》中奴婢被虐待的情节出现多次，潘金莲尤其精于此道。
蒙元的奴隶制传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断崖式的文明倒退呢？很显然，这是元代承上启下的结果。
按蒙古军制，战争俘掠的人口，多为军人私有财产。因此有大量平民在元代征服战争中被掳为奴隶。翻开元史，这类记载在史籍中到处可以见到。
因此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大面积复活，而且极为兴盛的时代。元代奴婢数量极大，“元代奴婢之数已不可确考，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会少于百万户。”“隐占佃客未纳入户部版籍者，其数约当于奴婢，亦在百万户左右。”
元代主奴关系的法定性质是十分明确的，驱奴“与财物同”，是属于主人的财产。元代初期规定，“奴有罪者，主得专杀”，就是随便打杀。后来又规定，“诸奴殴詈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格杀勿论。主人有过或犯罪，奴婢如果跑到官府去告发，则被视为犯上：“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讦者”。
这些原则都被明代继承下来，明代主人也可以随意虐杀奴婢。比如《金瓶梅》中描写男仆周义“盗了些金银细软”逃走，被主人的兄弟周宣抓住，“拿到前厅，不备分说，打了四十大棍，即时打死”，也没被追究。
明代奴婢同样“世袭”，明代社会存在大量的家生奴婢，畜养奴婢之家，将婢女配与男仆者不少，而他们的子孙亦为主家的奴婢。《明律》规定：奴婢不能控告主人，奴婢不能随意结婚。因此明代奴隶现象复活，基本上是继承了元代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