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1513-1578）是明中后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哲学思想家。他于隆庆后期职掌内阁首辅并兼任吏部事期间，针对嘉靖、隆庆时期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局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吏治、边政、法治、赋税、漕运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由此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在学术上，他针对宋明理学空疏误国的流弊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实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为推动明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深感遗憾的是，史学界有学者把高拱与徐阶、张居正对立起来，判定徐、张是著名的改革家，而“高拱没有胆识和度量摆脱一己的私仇”，“直接影响到改革的顺利进行”（《张居正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3页），由此形成“抬徐压高”、“褒张贬高”的历史偏见;哲学界有专家在其相关著作中也不为高拱立传，致使其学术思想隐而弗彰，鲜为世人所知。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明清至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对高拱的评价，以彰显其改革功绩和学术成就，从而对高拱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
一、“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明穆宗、明神宗及内阁重臣张居正对高拱的改革功绩和经世才能都给予了肯定性评价，均认为高拱是有明一代“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隆庆六年正月，明穆宗在加勋高拱柱国、进兼中极殿大学士的《诰命》中，对高拱的经世才能和改革事功作了高度论评：
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
同年五月，穆宗驾崩。六月，皇太子朱翊钧登极，是为神宗，改元万历。因高拱与张居正权位相逼，张与宦官冯保相勾结，于六月十六日宣诏驱逐高拱，酿造高拱冤案。但高拱病逝一年后即万历七年，当时官方对高拱在西北促成俺答封贡互市、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的靖边功绩作了肯定性评价：
俺答孙降于塞，拱靖归之，遂入贡，因求互市，朝议纷纷。拱奋身主其事，与居正区画当而贡事成，三边宁戢。又广寇鸱张，辽东数与虏角一时，督抚剿除，拱主持力为多。
万历三十年初，高拱夫人张氏和嗣子务观两次上疏乞赐荫谥。三月，礼部在批文中对高拱和平解决贵州安氏内乱、促成俺答封贡的靖边功绩作了高度论评：
如处安国亨之罪，不烦兵革而夷方自服，国体常尊，所省兵饷何止数十万？又如授那吉之降，薄示羁縻而大虏称臣，边氓安枕，所全生灵何止数百万？此皆力为区画，卓有主持。……功不可泯，特允所请。
四月，神宗根据礼部之议，诏令为高拱平反昭雪，赠太师，谥文襄。在这道《诰命》中，神宗诏曰：
（高拱）锐志匡时，宏才赞理。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遗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画得羌胡之要领，箸筹洞边塞之机宜。化椎结为冠裳，柔犬羊于帖服。利同魏绛杜猾夏之深忧，策比仲淹握御戎之胜算。在昔允资定力，于今尚想肤功。
不久，神宗又颁布一道追赠高拱为特进光禄大夫的诰命。这道《诰命》对他的丰功伟绩再次作了评价：
高拱博大精详，渊宏邃密，经纶伟业，社稷名臣。……慷慨有为，公忠任事。迨殚内宁之略，益宏外御之勋。岭表滇南，氛净长蛇封豕;东夷西虏，烟消堠鹭庭乌。洵称纬武经文，不愧帝臣王佐。
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其中特别称赞高拱在军事方面的卓著功绩，把他同魏绛、范仲淹相提并论。魏绛是春秋晋国大夫，悼公时山戎无终子请和，魏因言和戎五利，晋候乃使绛与诸戎为盟。于是晋无戎患，国势日振，八年之中，九合诸侯，霸业复兴。范仲淹在宋仁宗时，与韩琦率兵同拒西夏，镇守延安，边境得相安无事。神宗认为，高拱为国谋利可与魏绛相提并论，决策制胜可与范仲淹并驾齐驱。隆庆时期，明朝面临着南倭北虏、东蛮西夷的入侵之势，边疆岌岌可危。由于高拱决策正确，用人得当，遂使“西虏稽颡称臣，东番投戈授首，贵彝服，岭寇抵宁”，边境安宁达三十年之久。高拱真不愧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隆庆末年，由于高拱与张居正权力之争，导致高拱罢官回籍，但在罢官之前，两人曾有过一段密切合作时期。此一时期，他们力行挽刷颓风的改革，揭开了隆万大改革的序幕。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对高拱的志向和事功最为熟悉和了解。隆庆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是高拱六十岁寿辰。张居正为此撰有两篇寿序，其中对高拱的军事改革、疏通漕河、恢复海运等方面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言：
今少师中玄高公，相肃皇帝（嘉靖帝）及今天子（隆庆帝）有年矣。……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农刍粟以钜万计。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胶莱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更置督漕诸吏，申饬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舻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V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矣。
在另一篇寿序中，张居正除了对高拱的经世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外，还对其礼贤纳士、惟才是用的道德品格加以称赞，言：
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有所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瘅，不我爱憎，一裁于法;有所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身为相国，兼总铨务，二年于兹。其所察举汰黜，不啻数百千人矣。然皆询之师言，协于公议。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当心，应若响答。盖公向之所言无一不售者，公信可谓平格之臣已！
可见，张居正对高拱的经世才能、实政功绩、道德品格等方面都作了高度评价。如说，高拱“发谋揆策”，穆宗“受如流水”。事实的确如此。从《掌铨题稿》250疏来看，高拱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议及措施，都得到了穆宗的大力支持，并在全国贯彻执行，没有一项被否定，真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用”。其在阁部、在吏部，的确是“虚怀夷气，开诚布公”。用人行政，一裁于公。甄别吏治，讲究实政。少有失误，“改不旋踵”。张居正的所有评价均有指证，句句都是建立在事实根据之上的，把高拱称为“平格之臣”也恰如其分。
二“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
高拱的改革功绩不仅得到了明代官方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得到了明清时期许多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一致肯定，都认为他与张居正一样，是一位“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
万历三十年，礼部侍郎郭正域认为，高拱与张居正并驾齐驱的改革家，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是对高拱的继承和发展，指出：
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徐阶），后为江陵（张居正）。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他认为，高、徐在改革或是保守的政治纲领，在崇尚实学或是心学的学术思想方面都是根本对立的，“宜不合也”。而高、张矛盾则不同。他们在治国方略上力主兴利除弊的改革，在思想上共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二者有其先后师承关系。他们的矛盾只是权力之争的矛盾。在郭正域看来，高拱虽然志大才高，但城府不及居正，最后落个“志不尽舒，才不尽酬”的悲剧下场。这一认识是符合史实的。
万历四十年，原内阁大学士沈鲤指出，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才气过人、功勋卓著的“社稷重臣”。那种把高、张对立起来，或褒一贬一，或一概“轻訾”骂倒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
余往守翰林，公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其实两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轻訾也。近新郑公论大明，业已蒙恩追恤。而海内亦渐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见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
万历四十二年，户部主事马之骏指出：
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他认为，高、张都是当时最著称的名相，其卓著功勋“皆大略相埒”，皆为“豪杰之致”。那种把高、张对立起来，或袒高绌张，或袒张绌高，都是片面的。另外，马之骏还特别称誉高拱的军事才能和靖边功绩。隆庆四年秋，“抚戎议起，廷论沸羹。不啻会昌之议泽潞，景德之议澶渊。而公慷慨担荷，亦实不下李（李德裕）、寇（寇准），……又非李、寇之所敢望也”。在马之骏看来，高拱的靖边功勋不仅不在唐朝李德裕、宋朝寇准之下，而且也是他们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