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朱厚熜是一位饱受争议的皇帝，他在位45年，是大明任期最长的皇帝，早年他颇有一番作为，但是晚期却迷恋长生之术，贪恋床笫欢吟，逐渐成为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
朱厚熜是明朝第十一任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庙号世宗，因其年号为嘉靖，俗称嘉靖皇帝。在位期间，明世宗荒怠朝政，靡费无度，醉心于修仙长寿，迷恋于床笫宣淫，在历代昏君中，明世宗称得上屈指可数。明世宗即位之初，就表现出了对女色的贪婪。过度纵欲，使明世宗身体疲软，面容憔悴，接连生了几场大病，“帝数不豫”。大臣郑岳劝他“遵圣祖寡欲勤治之训，宫寝有制，进御以时，……以养寿命之源”（《明史》），可明世宗根本就听不进去，仍旧肆意纵情。
初为皇帝那几年，明世宗尚注重钻研房中术，隆禧因进献房中术“太极衣”而蒙受恩宠。后来，各种补品应时而生，让明世宗眼花缭乱。赵文华进献的“百花仙酒”，汪鋐进献的“甘露”，吴山、李遂、胡宗宪等人进献的仙桃、玉芝、白鹤、白兔、白鹿、白龟等，都是所谓的大补之品，都和房事有关，进献之人大都得到提拔和重用。仙酒、仙桃、玉芝、甘露诸事虽然荒唐，毕竟还是可食之物。然而，随着明世宗口味的加重，这些补品就落伍了。
为了满足宣淫欲望，为了弥补精力不足，明世宗最终选择服用有壮阳功效的所谓春药。中国古代的春药由来已久，历朝历代均有些花样，汉代有“昚（慎）恤胶”；魏、晋有“五石散”、“回龙汤”（又名“轮回酒”）；唐代有“助情花”，唐人梅彪的《石药尔雅》就收录有石药几百种；宋、明有“颤声娇”、“腽朒脐”（即海狗肾）；清代有“阿肌苏丸”。上述这些春药，均见之于史。明世宗最感兴趣的壮阳药，是一种名为“红铅丹”的春药。
“红铅丹”，是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接命神方”，是以少女的月经制成。明人张时彻的《摄生众妙方·红铅接命神方》记载：“用无病室女，月潮首行者为最；次二、次三者为中，次四、次五为下，然亦可用。”意思是说，少女初潮时排出之物最可贵，第二、三次的次之，第四、五次的更次之。方士邵元节、陶仲文为了取悦明世宗，频频进献“红铅丹”。《万历野获编·进药》记载嘉靖时，“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
对于“红铅丹”，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说的更玄了，要求选择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发黑面光、肌肤细腻、不肥不瘦、三停相等、算其生年月日约为5048日前后的少女（古法有5048日得首经之说）。又说：“若得年月日应期者，乃是真正至宝，为接命上品之药”，经过许多繁复工序，制成小药丸。其功效据《摄生众妙方》说：“此药一年进二三次，或三五年又进二三次，立见气力焕发，精神异常。草木之药千百服，不如此药一二服也。”
《万病回春》和《摄生众妙方》虽然说得神乎其神，但实际上女子的月经排泄物中并没有什么特殊成分，自然不会有什么疗效。李时珍对“红铅丹”也持拒斥态度，他在《本草纲目》中论曰：“妇人入月，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今有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谓之先天红铅。巧立名色，多方配合，……愚人信之，吞咽秽滓，以为秘方，往往发出丹疹，殊可叹恶！”然而，明世宗却如获至宝。
除了“红铅丹”，明世宗对另一种春药——“秋石”也很感兴趣。顾可学为了讨明世宗的欢心，便献上了壮阳奇方——“取童男小遗，去头尾（回龙汤饮法），炼之鲜盐以进。” 李时珍虽对“红铅丹”持否定态度，但对“秋石”却予以肯定，他在《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中写道“秋石四精丸，治思虑色欲过度，损伤心气，遗精小便数”，意思是说，食用“秋石”这种药物，可以激发体内阳气，治疗性功能衰退，从而达到壮阳的功效。
不管是“红铅丹”，还是“秋石”，都不是纯粹的人体排泄物，而是加上诸如金、石、铅等物炼成的，服用后对身体毒害很大。明世宗身体本来就不健康，长期慢性中毒，使他四肢麻木，面呈灰色，走路摇摇晃晃，说话也变得很困难。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正月起，明世宗就疾病缠身，卧床不起。次年十二月，明世宗一命呜呼，时年六十岁。（刘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