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晚明充满了制度创新，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充满活力，那么它为何就这样灭亡了呢？套用当下的一个流行词，这些创新似乎就像“然并卵”一样。其实，历来对明亡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财政上的、军事上的、气候上的和瘟疫上的种种解释模式，但在魏阳看来，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崇祯皇帝对访单和士大夫公论的抵制。
当然，正如魏阳所指出的那样，访单制度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清人修《明史》时就认为，访单会使各个主管部门更容易推卸责任，将原本应该由不同部门承担的责任推给了整个士大夫群体。而且很多时候，访单的内容是乱七八糟的，没法严格核实，甚至被用来攻击敌对官员，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再者，以前升官只要讨好上司，现在为了获得好的舆论评价，必须结交和贿赂更多的官员。据明末的陈子龙观察，得到一个县官要花费数百金，当六年县官要花两千金贿赂，而到了考察和考选的时候，则要花三四千金;等县官终于熬成了台谏，就会再用同样的方法向下面的县官索贿。这些钱都是为了贿赂任何有资格填写访单意见书的官员。由此，访单深刻地改变了官场的博弈和操作，甚至是腐败的方式。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访单确实扩大了政治参与，特别是让地方士人都能够参与到政治决策的过程中来。1632年，董其昌就建议扩大访单发放的范围，希望将所有士大夫包含在内。明末的东林派也顺着这种扩大政治参与的逻辑，希望让“地方公论”成为政治决策的依据。黄宗羲则提出让学校成为地方士人评议、监督政府的机构，顾炎武也认为“庶人之议”应该成为决策的基础。
然而，崇祯皇帝试图恢复明初的皇帝独裁，不接受访单所代表的公论。1639年，他亲自考选翰林，专门挑选为公论所不容的候选人。明末的士人批评崇祯选官喜欢直接由他自己任命，而不看访单和会推。由此可见，崇祯破坏了晚明官僚体制的运行规则和集体决策的趋势，加剧了政治运作的不透明，压制了政治参与。所以，在魏阳看来，明亡当然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而崇祯对访单和公论的抵制不能不说也是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刚去世的汉学家孔飞力认为，明末以来的政治控制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张力，而这种张力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结构性矛盾。明末的制度创新和思想遗产所代表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也不断浮现。魏阳举了冯桂芬的例子：在思考宪政、地方自治等新的政治文化时，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希望从晚明历史中寻找本土宪政实践的思想和制度资源。因此冯桂芬提出的建议完全体现了晚明政治文化中的数量原则。
讲座的最后，魏阳总结说，当我们反思晚明时，访单和类似的制度创新所代表的对政治参与的诉求，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对这些明代的制度遗产和思想资源的重视，标志着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种新的取向，那就是拒绝用单一的欧洲标准来评价中国历史，而是细致入微地去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本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