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历史，但凡一个大一统王朝初定，总是希望四夷宾服。朱元璋也不例外，明朝开国伊始，作为开国皇帝，公元1368年即位之初，朱元璋就派使臣下国书到日本，表达两个意思，一是希望他们来朝拜，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明倭寇。
结果，国书送达日本后，日本不仅没来朝贡，而且还砍了朱元璋使者脑袋。
泱泱天朝大国被小小岛国羞辱，朱元璋恼羞成怒，扬言出兵，征服日本。
针对朱元璋的开战威胁，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针锋相对，写了一篇著名回信：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
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
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这封“名书”，显示了怀良卓越的汉文功底，写得不卑不亢，绵里藏针。表面上给了“天朝”面子，实际却暗藏“奉陪到底”的强硬。
小小日本，为何敢杀大明使臣？
这首先与两场历史巨变有关。其一，两宋灭亡；其二，日本抗元。
两宋灭亡前，中国是日本的榜样。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可见日本“中华情结”何其深厚。蒙元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因“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两伐日本，结果船队均被台风所摧毁，日本人将此风称为“神风”。
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在日本人的眼里，已经失去“正溯地位”。中国自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这不仅是日本史学家的认识，不少国外史学家与日本所见略同，均将宋朝覆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
借助“神风”，日本两次横扫蒙元远征军。通过抗元，日本大大提振了战胜亚洲大陆军队的信心；另外对中国也不再崇拜。蒙古可以灭宋，但却无法灭日本。
虽然朱元璋鄙视日本由来已久。在他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小丑国。但日本却认为本国比这个明国更有资格继承中华大统，他们以中华正统――上古人自居。针对大明皇帝对日本的鄙视，日本也进行了回应，日本学者写了一首诗《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描述了日本国现状：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就是即便在今天，“唐宋在日本”之说仍流传的原始出处。
话说回来。大明与日本剑拔弩张，战争呈一触即发之势。然而，面对朱元璋步步紧逼，日本当政者还是寸步不让。他们的“底气”除了上述两个原因，还有没有更“撑得住”的原因？
追寻历史的深处，发现还有一个日本当政者的“战略”眼光原因，甚至占据日本对抗中国的“底气”更大比重。
这要与日本内部变化联系起来。当时日本虽处“南北朝”时代，但执掌南朝的怀良亲王正值“起势”时期。南强北弱，大有江山一统、吞吐八方之势。杀明使、回战书，使怀良王声名远扬，此后，日本向明朝下书，很多都假托怀良王之名，以壮行色。而怀良亲王的底气，一是来自日本抗元“神风”的信心，二是他的战略眼光独到――断定朱元璋“不敢征伐”。
怀良王的判断依据，是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一支大陆力量，对外张力极其有限，从未有征服海上岛国的记录，自宋以来，中国基本处于频繁应付外侮侵略中，更何谈海战胜利经验。
所以，这个执掌日本大半江山的王者，虽承认本国实力没有强到战胜中国程度，，但料定大明皇帝不敢做蒙古远征军都做不到的事，朱元璋的“战争威胁”，不过是“说大话”而已，自己也不妨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放出“大话”――放马过来，俺不怕你。
果如日本所料，尽管日本一再不敬，朱元璋只是大话压人，始终不敢轻举妄动。不知他是忌惮“日本神风”，免蹈“蒙古之辙”，还是“韬光养晦”，总之后来“没和倭寇一般见识”。
再后来，朱元璋在留给接班人的铁券丹书中，明确规定日本为“不征之国”。他竟从日本的应战书的字面中找回了面子――既然日本称我为“天朝”，自称为“臣”，朕也就宽怀大度，不再究日本杀使者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