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抗倭怪现象:十个倭寇竟有九个是“自己人”

导读: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个普通的早晨,浙江嘉兴盐邑县早起赶海的老百姓惊奇地发现,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滩,船上有六十几个髡头鸟音的怪人,还带着枪刀弓矢。当地的巡海官军百余名围了上去,问他们为何而来,无奈语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张小木柜铺上纸,用笔交谈,船上一个懂汉字的人写道:我们是日本人,从本国而来,停船是因为舵坏了,想问你们借点粮食,等修好舵就走。我们不是坏人,不要逼迫我们,不然我们就和你们拼命。

海边来了好多外国人!整个县城的人都轰动了,扶老携幼地赶去看稀罕,当时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没有一个知道害怕。到了黄昏,突然之间,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张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发一声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赶紧关上城门开始防御。上述描写出自嘉靖年间明人采九德的笔记《倭变事略》,采九德是浙江海宁人,耳闻目睹了许多倭寇之事并记录成书。对于倭寇的侵扰,除了朝廷官方的记载,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着作中有所涉猎。

千万不要以为髡头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实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国流贼。嘉靖年间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领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国冒险家。嘉靖一朝,前线报捷奏章往往有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从贼若干颗的文字,真倭就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从贼则是沿海地区三教九流的中国人。真倭和从贼比例是多少?《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而万历年间编写《虔台倭纂》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当时一个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船上大概两百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两百个倭寇中,只有十几个真倭,明史说的十之三看来还夸大了。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为主,但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国人了。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人郑晓是这样总结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一句话: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拿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王直的义子王E(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许栋是逃跑的犯人;萧显、陈东则是不得志的书生。

书生也做贼?没错。看看下面这首诗:海雾晓开合,海风森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明朝睛更好,飞翠泼征鞍。这首五言律诗词句清丽,意境恬淡,大得唐诗三昧,作者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书生倭寇。采九德在《倭变事略》中记载,他曾亲眼见到一伙四十余人的倭寇中,有个善卜筮的书生,专门出谋划策,这首诗就是倭寇撤退后他题在庙壁上的。如此文采令采九德大为感慨:观此四十余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对中国人冒充真倭的问题,明代史料上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仅有二百人,真倭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福建浙江无赖之众,头顶剪发而椎髻向后,发型和真倭并不一样。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时候一同作战,打完仗则分开吃饭睡觉。《筹海图编》直截了当地称: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我们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头跣足,穿着日本服装,连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掩盖身份。生物学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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