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苦心人，观察洪总督身边的人，吴三桂有了重大发现:谢这个人，与一般人不同，非常博学。于是，吴三桂每次拜见谢四新，都必做两手准备:一堆礼品，一串话题。与吴三桂交往越深，谢四新的感觉就越强烈:“随意神侃，或是聊些有深度的话题，吴三桂还真的是不一般，知识渊博，兴趣点广泛，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谢四新收获了成堆的礼品，吴三桂收获了上级派发的一个大礼包，他被提升为副将。“胜利了!”“成功了!”人世间没有比这更好的感觉。“还有没有更高的职业在等着我呢?”吴三桂将眼光往更高的台面上扫，突然发现，那里有个更高级别的大人物，那就是坐在监军职位上的太监。明朝开国时期，朱元璋把太监往死里整，那时皇宫里的太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除了倒马桶，就是扫地、养马。到了明朝末期，经过两百多年的世事变迁，太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升级为操纵帝王权柄、运作国家命脉的重大关键群体。明朝末期，凡是当官的、为将的，假如得不到宦官的支持，便很难在朝廷里立足。国家政权以如此奇特、极其简单的方式与宦官联结起来，明朝末期的悲剧就此产生。有人会问，为什么宦官一一定是国家政权的大祸害?要知道，宦官这群人，往往出身贫苦。家长没有钱供孩子上学读书，孩子从小就被迫走上太监这条最为恐怖的人生路。从小就没有上过学，从小就没有机会进私塾拜老师，太监们自然地成为最缺少知识、也最缺少教养的人群。
一旦这样的人掌握国家最高层的权力，就容易胡作非为，任性乱来。宦官们手握国家权柄，行动路线往往只有-条: -切围绕钱、权转动，再也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帝王江山。让太监掌握国家权柄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代又一 代的皇帝们。明朝末期的皇帝，不停地、反复地看到有知识有文化的政府官员为非作歹，一个接一个的高官，犯下大案要案。政府官员们争权夺利，视王法为儿戏，皇帝渐渐对文官集团失去信任。皇帝们想出来的办法也很简单，出奇地信任自己的身边人，信任平日里倒马桶、扫地、洗衣、端菜盆子的下层人，信任这群知识少、文化程度低的“特殊人才”。这种畸形的信任，造成明末一个普遍现象，太监不在皇宫里做倒马桶、扫垃圾的“本职”工作，反而被派到宫城的外面当官，而且是当最最重要的官一监军。明朝末期，在边疆军事重镇，都有宦官坐镇，随时监视军队将领的一举一动。将领们都知道，这些人其实就是皇帝的化身。正在台上走秀的太监高起潜，“以知兵称，帝(崇祯)委任之”，具体工作是监视宁远、锦州及山海关三大军事重地的边防驻军。在这片军事重地当将领， 无论哪一级，其言论、行动都逃不过监军高起潜那双严密监视的眼睛。将领想不丢官，想不掉脑袋，第一件事，不一定是要打败敌人，而是必须做到不得罪那位叫高起潜的领导。否则，不只是家产被没收，脖子上的那个脑袋都有可能被他削掉。
吴三桂拜方一藻、洪承畴，通俗来说，就是“拜码头”，而拜高起潜则大不相同，吴三桂将高起潜拜为自己的“义父”， 即再生父母。官场上，吴三桂不单单看得懂行情，而且顺势而为，抢占了最具战略意义的制高点。早年任陕西三边总督期间，洪承畴与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周旋多年，反复攻打，各有胜负。总体上，双方打了个平手。一直在战场 上混，一直在刀尖上打滚，时常在失败中煎熬，时而感受胜利的喜悦，洪承畴实战经验越来越丰富，成长为那个时期明朝最尖顶的军事指挥人才。清军(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势起，明朝辽东军事形势迅速恶化。清军变成了明政府重大威胁。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洪承畴被调到辽东担当统帅。把最恐怖的国防威胁，交到最能干的将领手里，崇祯皇帝决策英明。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该如何烧，是不是立即指挥明军跟清军狠狠地打上一-仗?洪承畴耐住心事，默默地做起了一一件事，细细察看辽东各地明军将领优劣，查看兵力配置情况。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