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渊举兵反隋是被李世民所迫的说法，不少后世史学家都提出过质疑。他自称十八岁举义兵，也是一种有意的时间误导。
事实上，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常理推断，李渊身处乱世，戎马半生，官场捭阖不倒，绝不可能是个窝囊废。
相反，李家一朝举旗，是李渊经过了数年经营的结果。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而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
也就是说，当天下乱势之中，李渊沉稳持重、深谋远虑，是太原起兵的主持者，是主角;而李世民则是“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得力助手，是积极的配角。
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李家举旗的过程。
温大雅是在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记室参军，他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李渊太原起兵的最原始记载。据该书所载，早在大业九年（613年），李渊与宇文士及在涿郡（今北京）“密论时事”，可见当时已生出反隋的念头。不久助隋炀帝称帝的大功臣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反隋，当时李渊为弘化郡（郡治在今甘肃庆阳）留守，握有关右（函谷关以西）十三郡兵，大舅子窦抗劝他起兵，李渊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没有同意。
杨玄感起兵被平定后，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依旧如火如荼，并迅速席卷全国。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因大将军李浑门族强盛，又因一句“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尽诛李浑及其宗族。李渊跟李浑处于相似的处境，此时恰有夏侯端劝他起兵，李渊对他的话深表认同。至此，其反隋之心已公开表露，只是等待时机。
大业十二年（616年）底，突厥乘李渊南下镇压起义军之机，攻取他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怪罪于李渊，命人前去囚捕李渊，后来或许是考虑到东都形势的紧张，隋炀帝又很快下令赦免了李渊。当时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尚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渊除了起兵已别无选择。
书中记载，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说：“隋朝气数将尽，我李家奉承天命，本该现在起兵，只是你们三兄弟尚未聚集。”于是李渊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为起兵招揽人才。紧接着李建成、李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与此同时，李渊命晋阳令刘文静等人四处征兵。
当时李渊身边有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这二人实际上是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角色，自然成为李渊起兵的障碍。这年夏天，李渊借口此二人勾结突厥，杀之。
解决了内部障碍，李渊还要应对突厥的威胁。
突厥是当时北方一支比较强大的少数民族力量。隋末的许多起事者，都曾向突厥称臣，如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高开道等。一方面是为了不使突厥成为捣乱的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突厥壮大自己的声势。李渊也选择了拉拢突厥的政策，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既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李渊所用的联络人是晋阳令刘文静。
当时有不识时务者如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县）丞高德儒坚决反对李渊起兵，李渊命建成、世民两兄弟前去攻打，又命太史令温大有同行。临行，李渊对温大有说：“此次的胜败关系着反隋大业的成败，我儿年少，所以才请你参谋军事。”言语之间，李渊显然是谋大局者，而李世民尚是一个被父亲寄予厚望，又不能让人完全放心的有为青年。
李建成、李世民无愧于将门之后，兄弟二人与众人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很快就攻下西河。城破后，李家军对城内军民秋毫无犯，只杀了高德儒，兵民闻之大悦。自发兵至返回，前后仅九日。李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像这样用兵，足可横行天下！”
随后，李渊认为时机成熟，于是以年方十五的三子李元吉留守太原，自己亲自统领三万人开向关中。同时发布檄文，宣布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西突厥阿史那部首领阿史那大奈，也率领众人配合李渊南下，拉开了李唐争夺天下的大幕。当时李建成二十九岁，李世民二十岁，皆是活力四射、矫健勇武的年龄。但李渊无疑是绝对的主角。
那么，正史中为什么如此贬低李渊、李建成以及李元吉呢？
应该是李世民有意为之。李世民并非隋炀帝之流的昏庸无良之辈，他通过玄武门政变，由次子而入继大统，这种行动不合乎法统和伦理，不足以垂范后世。因此，李世民称帝后便试图篡改史实。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大肆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贬低高祖李渊的作用。又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描绘为李世民的精心策划，而李渊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历史经过这样的描述，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霸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李世民改写历史的努力结果是：五代修《旧唐书》、北宋修《新唐书》，皆为其误导。而《资治通鉴》亦延续了两书的主要结论。
李渊算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倒霉开国皇帝。其他的开国鼻祖往往都被自己的子孙描述得英明盖世、威震寰宇，然而李渊却是例外。为了突出儿子的英明，老爹只好受点委屈了。在儿子的万丈光芒之下，李渊留在历史中的身影，显然被平庸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