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
人间圣君、太宗李世民，其经天纬地之才，同样绽放于诗坛文苑，为历代子民留下近百篇诗赋佳作。他曾怀抱琼宫华殿，聆听雪落弦鸣，大唐风物在他笔墨之间初露神韵。贞观九年的某一日，他蓦然有所感触。他见寒风呼啸而过，唯有强劲挺拔的野草，才不被吹得东倒西折。“疾风知劲草”太宗于素笺上飞白纵横，将东汉光武帝称赞名将王霸的名言悠然吟出，赋成一首五绝。这首诗，他只想送给一个人，一位品性刚直如劲草的开国功臣，遂将此诗题为《赐萧瑀》。
江南有萧郎西北入长安
倘若南梁的国祚再绵延数十载，萧瑀成人时，定是江南繁华地的翩翩皇子。兰陵萧氏，起于西汉位列三公的大臣萧望之，东晋末年已成天下门阀，在南朝更是齐梁时代的皇室，直至五代十国时期方与天下世族共同没落，堪称绵延千载的名门望族。无怪古人赞云：“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萧氏一门福泽子孙，曾出过二十一位皇帝、三十多位宰相，而且多是风流出众的文人雅客，于经史、诗文、书画、音律方面皆具极高的造诣。单以距萧瑀最近的南梁为例，开国皇帝萧衍修编民间乐府，昭明太子萧统有《文选》行世，萧瑀之祖父萧察致力于注疏佛经，其父萧岿更有十四卷经籍杂论传世。至萧瑀时，史官一笔“聚学属文”，道出其嗜学之性。至于其作品，正史仅记载一篇驳斥刘孝标《辩命论》的散文，名曰《非辩命论》，时人皆称之。此文旨在论述人秉天地而生，吉凶祸福不能全部归咎于天命，也由个人言行善恶所致。而其行文遣词，却因日久散佚不得一窥全貌。
萧瑀生活的时代，物换星移，陈朝代梁，自祖父始萧氏仅辖江陵一州，延续帝王残梦。他九岁时，也不过是郡王的封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萧家又带给他另一种身份的尊崇。因父亲与隋文帝交好，他的姐姐虽无缘梁朝公主的尊号，却有幸嫁入晋王府，在助夫夺嫡后，成为隋炀帝身侧母仪天下的萧皇后。自萧妃出阁，他也随姐姐客居隋都。萧氏王气渐收，却因这对姐弟再次创造家族的奇迹。或许是家世的衰颓和局势的动荡，萧瑀无法学祖辈那般醉游江南，潜心于文艺修习。然而世事浮沉，他拥有更多英武特质，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隋唐乱世中，继续顽强地生存。
虔虔礼佛心昂昂摈俗意
出于对萧家的敬仰与对萧后的爱重，隋炀帝即位后，对萧瑀亦十分青睐，委以机要。而起初，萧瑀却对朝中富贵淡漠视之。有次遇风疾，他却不急于医治，反而劝慰家人：“倘若天假余年，我便决心归隐。”萧后只好出面教导幼弟：“你的才智，足以扬名显亲，岂可轻毁形貌贪求隐逸？”他这才重燃进仕之志，在炀帝提携下加官进爵。南朝四百八十寺，原来，南梁先祖遗传给萧瑀的，还有一颗敬佛礼佛的虔敬之心。他自幼学佛，常向空门高僧讨教佛经，是个俗世间的修行人，故而能够超脱权贵与身份的枷锁，淡看生死荣辱。
历来修佛之人，在旁人的印象里，多半宽简洪量，笑容亲和，为人做事皆透著从容慈悲。多年修佛的萧瑀，却生来一副端正耿介的脾性，容不得世间半点污秽，即使面圣也无半分收敛。炀帝在位时，骄奢无道，却被萧瑀屡屡进谏，终于由爱转憎，情分日疏。
然而萧瑀不为所动，依旧怀着佛家的善心为炀帝尽忠尽职。大业十一年，炀帝出征高丽时，巡行北部边塞，竟在雁门关遭数十万突厥兵马围攻。情形危急时，萧瑀又站出来慷慨陈词，请求炀帝下旨停止进攻高丽，这样兵士在归乡的鼓舞下便可一心御敌。谁知，炀帝在突厥退兵后出尔反尔，却为了挽回帝王颜面，将无辜的萧瑀降为河池太守。
萧瑀毕竟是将相之才，一入河池，便将这座京师附近的郡县治理得井然有序。当时河池盗匪横行，他暗中招募勇士，设奇计而破之，加之淡泊财帛，更把收缴的财物都赏给有功之人，河池官民皆愿为他效力。十三年，作乱的枭雄薛举进犯河池，萧瑀竟也举兵击退，从此叛贼再不敢觊觎，郡中大安。
良禽择佳木水穷云起时
萧瑀与隋主的关系，绝非萧后胞弟那么简单，他自己更娶文帝独孤皇后的亲侄女为妻。这样一来，他不仅是隋朝红极一时的外戚，更和未来的唐朝皇室结下难得的姻亲关系。隋朝的唐国公、大唐新皇李渊，正是独孤皇后的亲外甥，萧瑀妻的表兄，两人在隋廷便是知交好友。太宗李世民，更应尊称他一声姑父。这似乎已经预示著，萧氏的福分不会因朝代更替而损毁，若处事得当，反而有更上一层楼的机缘。
出任河池太守的这段时间，京城已是风云突变。晋阳起事的李渊入主长安，向萧瑀修书一封，请他回长安同谋大事。萧瑀见机知命，料定隋室气数已尽，这位相识已久的表兄定能完成兴国大业，遂以河池郡归唐。回到长安，朝堂易主，萧瑀却受到更多的礼遇，官拜尚书，封宋国公。高祖李渊每当临朝听政，必赐他御榻以示爱重，更因表亲之故，亲切地称他“萧郎”。
萧瑀继承南朝先帝文治武功的禀赋，在初唐的战场上同样立下功勋。秦王讨伐洛阳王世充时，他亦作为府司马随军出征，以“预军谋”之功拜为宰相，位极人臣。这期间帝国草创，百司待立，高祖将国典朝仪等要务委于萧瑀。他更是孜孜以勉，不容半点疏漏，其严谨审慎令时人畏惧，连高祖也为之叹服。
武德初，高祖责问萧瑀，为何政令颁布如此迟缓？他则淡定地以理相喻，自言己在隋朝时，百官若发现前后政令相悖，便不知所为；如今百业待兴，皇帝政令关系社稷安危，所以他收到政令，必然仔细勘审，确保不与之前的法令乖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高祖闻言，也只得拊手道：“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
尽管如此，萧瑀的奏报、提议大多仍被采纳，高祖以为，“得公之言，社稷所赖”，特赐金优赏。萧瑀的性情可贵在一以贯之，他不因唐主的恩遇封赏而折节，百般推却才不得已接受赏金。起初，他在关中尚有田宅家业，早已赏于功臣，高祖特地赐还，萧瑀不曾顾惜，都送给宗族子弟，独留庙堂一座，以供祭祀之用。
疾风知劲草，时穷节乃见。萧瑀作为南梁后裔，历仕隋炀、唐高，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唯独不变的是他刚正不阿的气节，还有仗义疏财的显豁。太宗以此旧典赠萧公，恐怕亦是赞其坚如磐石的心性。然而凡事过犹不及，萧瑀的耿介有时是美德，有时却是致命要害，其命途奇诡之处，更在贞观一朝。
萧瑀是奇人，是个生命经历“精彩”过功名勋绩的大唐宰相。唐太宗创贞观二十三载，名臣济济，四方来归。这后人无限追慕的贞观之治，萧瑀身在其中，却是横跨二十二年的大起大落。古人多以“宦海浮沉”比喻为官或升迁或贬谪的变换无常，而萧瑀扬帆驶进的这片海，更是惊涛骇浪，颠簸他时而一飞冲天，时而深坠海底。
在隋唐，天子以下，满朝文武再无人比萧瑀身世来得清贵。南梁宗族后，隋朝国舅爷，大唐尚书郎，自太宗将襄城公主下嫁其长子萧锐，他又成天子亲家翁。身为两朝贵戚，侍奉于圣明天子侧，又负投诚平乱之功，若他谨言慎行，知足知止，即使不能一路扶摇直上，也定会安享荣华，从容一世。而萧瑀，偏在治世中折腾出五升五降的历险经历，如戏如梦，其诡谲、其跌宕，至今读来仍有些啼笑皆非的意味。
在高祖时期，萧瑀便居宰辅要职，政务上殚精竭虑，在玄武门事变中，与其他志士名臣一般支持秦王。故而他虽有性格上的偏狭，终究瑕不掩瑜。秦王继位时，怀感恩之心，视这位清正勤勉的姑父为社稷肱骨。然而耿直刚正的性情，是美德也是缺憾，既能让一个人在严寒朔风中做一枚不挠不折的野草，亦能让他在太平盛世里化作伤人损己的锐刺。官居尚书右仆射的萧瑀，本应鞠躬尽瘁，分君忧劳，却因缺乏容人的广博雅量，屡次发生事端，就连仁爱宽厚的君王也为之苦恼。太宗执政一生，亦和这位萧郎周旋了一生。
忠直逢险诈从此风波起
贞观元年，新主登基，位高权重的萧瑀便已紧锣密鼓，开启他的起伏人生。
第一个让萧瑀仕途不顺的大臣是封伦。此人是隋朝旧臣，曾以权诈之术助虞世基讨得炀帝宠信，归降唐朝后，靠献秘策取得高祖信任。后来，他受益于萧瑀的推荐，官授尚书右仆射。
同朝作宰，封伦不忆提携之恩，反而继续弄权，每每与萧瑀议事，私底下达成共识，面圣时又改弦易辙，令萧瑀有苦难言。此人更暗中依附隐太子建成，阻挠高祖废立之举，此事在他死后多年才真相大白。房、杜等名臣不晓个中玄机，纷纷亲伦而疏瑀。时日久了，目中无沙的萧瑀怀忿不已，向太宗奏议封伦卑劣行径，却因其善于伪饰不了了之。与封伦恩怨一场，萧瑀虽未遭受实际名利的损失，但他与大唐君臣的嫌隙由此而生。在几月之间，在大唐时来运转的萧瑀遭遇第一次贬官。
事件起于一场臣子间的争执。萧瑀，遇到了一位与他出身与才学不相上下的贵族功臣——陈叔达。此人乃陈后主十七弟，容止出众，从小便即兴赋诗、援笔立成，归唐后曾向高祖两度进言，力挺秦王，亦是太宗的麾下能臣。两位皇族后裔同朝为官，因政见不合竟在大殿内高声争执，太宗屡禁不止，群臣在侧更无从劝阻。一时间，庄严肃穆的议政殿沦为喧嚣嘈杂的闹市。国家要务几度被二人的吵嚷声中断，太宗忍无可忍，拂袖而去。随即一道圣旨传出：萧、陈言语失仪，双双免官思过。
萧瑀自恃皇亲国戚、两朝元老，怎料祸从口出，官位不保？人到中年，兼修佛法，萧瑀年轻时的脾气却有增无减，以致于忧郁生疾。太宗闻之，顿生怜悯之意，当即再传圣旨，授他为太子少师，并将爱女许配其子。心高气傲的萧瑀得此殊荣，这才展颜释怀。
六月，封伦病故，尚书省二仆射之位皆空悬。太宗小惩大诫，相信臣子应有悔悟，便趁此契机恢复萧瑀相位。翩翩萧郎因封伦之险诈见疏于群臣，后因他逝世东山再起，可知世上果有因果轮回，报应不爽。
好高人欲妒过洁世同嫌
萧瑀第二次拜相，不出半年，再起波澜。贞观元年末，他被第二次罢相。起因是有人弹劾他私通书信，有谋反之举。而真实情况是，唐俭奉命出使突厥，萧瑀思念胞姐，请他带封家书交给避难于塞外的萧皇后。人至察则无徒，萧瑀为人严苛刚正，不能容人之短，其锋芒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众大臣。他频遭嫉恨，又授人以柄，被人弹劾更在意料之中。幸而此事及时查明，他才得洗刷冤屈。
一朝天子一朝臣。许是萧瑀在太宗亲政第一年，便波折横生，思虑前程也欲低调行事，在贞观四年前，萧瑀远离政事，君臣间也相安无事。四年二月，萧瑀授为御史大夫，得与其他宰相参议朝政，这几乎是等同于宰相的官位。
萧瑀蛰伏多年，脾性仍无改善，甫入朝便起争执。《资治通鉴》直言他“气刚而辞辩，房玄龄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萧瑀自知境况不妙，内心更加忧苦焦躁。房玄龄、魏徵等每有小过，他便小题大做惊动天听，太宗知他心思，为保朝中祥和，遂不闻不问，避其戾气。其中有一次，他竟弹劾凯旋还朝的大将李靖，说他攻打突厥时御军无法，劫掠财物。这些言行使萧瑀在朝中不遇知音，更不得圣心，令他怏怏自失，再次被罢去御史大夫之职。
直至贞观九年五月，高祖驾崩的悲痛，让太宗再次忆起朝中那位仕途失意的老臣。萧瑀再沐高祖遗恩，第四次被启用为宰相，参与政事。太宗知他本心纯善，故而一再给他机会，将国家要务交付。
萧瑀几番浮沉皆由君王一人掌控，然而唯有太宗对他有最中肯的评价：“斯人也，不可以利诱，不可以死胁，真社稷之臣也！”他又对其谆谆劝导“卿之忠直，古人不过；然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萧瑀感佩皇恩，不住顿首拜谢。魏徵见之亦有感叹：“瑀违众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劲，向不遇圣明，求免难矣！”然而好景不常，次年他又遭贬谪。
第五次出山，乃是贞观十七年四月，时值太子谋反，晋王新立，太宗命萧瑀、李勣共为丞相。遗憾的是，年迈的萧郎不思悔过，依旧屡屡触怒圣意。他先私下向太宗议论房玄龄等大臣，说其朋党比周，恐将造反。太宗却说：“为君之道，在于驾驭英才，推心待士，不必求全责备，应当舍其短而用其长。”太宗此番话，既是宽待诸臣，更是对萧瑀的步步忍让。
萧瑀不明天子苦心，一味自怜自伤，做出一件荒唐事。一日，太宗与大臣张亮闲谈，戏言：“卿既事佛，何不出家？”不待张亮回禀，萧瑀在旁，却抢白自请出家。此举彻底让太宗寒心，他不再挽留这位贵戚，当场应允。
萧瑀一时意气，非真心皈依，或许太宗希望他能在佛法的智慧中静心自守，领悟为人处世之道。最终太宗手诏一封，废除萧瑀所有封爵，贬离京城。这是萧瑀受到的最严厉的处罚，然而诏书中一句“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尽道帝王痛失功臣的怅恨。
无官一身轻的萧瑀，过了几年寂寞孤苦的生活，后逢萧后离世而万念俱灰，身体也迅速垮下去。太宗终不忍萧氏后裔寂寞收场，下诏复其所有封赏，又加“特进”殊遇。而此时萧瑀日薄西山，再无力执著于朝堂得失，于贞观二十二年结束他高低起伏的一生。
耿介的正气与褊急的脾气，构成了萧瑀奇特的秉性，端的让人既敬且惧。他仿佛立群独翔的孤雁，所经之处总显得突兀无端。他因此而屡次遭贬，亦是性格使然。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萧瑀能以凌寒傲骨坚守初心，跻身初唐开国功臣之列，终不堕萧氏嘉名。他的成败得失，后世众说纷纭，令他成为隋唐英雄中最特别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