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文明史的定义必须具备三大要素： 国家形式的出现、使用文字、青铜器的应用。这三点都是基于考古学的实物证实，文献记载不能作为凭证。
从这个标准去看，中华文明出现得较晚，特别是在殷墟还没有挖掘出来时，西方连商朝都不承认，中华文明时只能从周开始算起，只存在短短的3000年。
相比于6000年两河文明，5000年埃及文明，4000年印度文明，华夏文明最为年轻。
文明似乎总是从发达的地区往原始的地区传播，由此看来，华夏文明是从西方传播而来的，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17世纪，德国耶稣会士柯切尔（A.Kircher），根据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性，论述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
18世纪，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认为，中国的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整个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上古史即埃及史。
19世纪，法裔英国人拉克佩里出版《中国古文明西源说》一书，以当年考古成果为基础，根据天文历法、科技发明、语言文字、政治制度、历史传说的相似性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汉族于前2200年左右从西亚迁入中原。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史辩派”对上古史提出了质疑，把上古史归于神话和传说类。
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指出：“十二辰本来是黄道周天的十二宫，是由古代巴比伦传来的”。
到了当代，分子遗传学盛行后，提出了现代人的祖先是从东非大陆走向全球的观点。既然人类本身同源，那么人类文明同源论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书，从文字、文物、文献等各个方面论述华夏文明与古埃及、巴比伦文明的共同之处。
当然，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学者当中也存在各种分歧，有的认为夏朝在巴比伦，有的认为夏朝在古埃及，可谓众说纷纭。
为了证明华夏文明起源于本土，国家在1996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大型科研项目，2003年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旨在用实物来证明中华文明是原生文明，并非外来文明。
随着良渚遗址、石峁古城、凌家滩遗址、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挖掘，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良渚遗址已经在申遗了，如果申遗成功，那么，中华文明5000年文明史就得到了国际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