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814～846）：中国唐代皇帝。即李炎。840～846年在位。本名e，临死前改名炎。唐穆宗第五子，文宗弟。
唐武宗李炎的功过有哪些？如何评价唐武宗？知人善任
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使得他们君臣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能够沉着应付，度过难关。
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胁迫下，大开杀戒。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均被赐死。在开成五年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所造成的威胁。
宰相李珏、杨嗣复被罢相贬往外地，武宗本来已经下令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赦免了他们的性命。仇士良等人因有拥立之功，在朝廷上很是跋扈，他们见皇帝十分信任李德裕，便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却被武宗巧妙地化解了。会昌三年，仇士良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武宗也就顺水推舟，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仇士良在手下宦官送他退居私邸时，曾经对这些人有过一段绝妙的表白。仇士良说：“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一句话吗？”众人唯唯诺诺。他说：“天子不可令闲暇，一有闲暇必定读圣贤之书，见儒学之臣，就会听到大臣的劝谏，天子就会因此而智深虑远，就会减少玩乐、放弃游幸而专心理政，我等所受的恩宠就会变薄而权力就会变轻了。为诸君考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广殖财货，多养鹰马，每日以打球狩猎声色迷惑天子心志，越是极尽侈靡，就越会使天子喜悦，他就越不知道停息。这样一来，天子必定排斥经术，倦怠政事，我等就可以万机在手，恩泽权力还愁不牢固吗？”一席话，使众人心服口服。这也正是仇士良专权跋扈、恩礼不衰的经验之谈。只是，他的办法对武宗似乎不是很灵验。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
武宗之世，重用宰相
平定了河东地区泽潞镇节度使刘稹的叛乱，成为这一时期常常为人称颂的政绩。
从宪宗元和时期延续下来的朝廷官员的朋党之争，仍然十分激烈。穆、敬、文、武诸朝，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牛李党争”。牛党一派以牛僧孺为首，主要成员有李宗闵、杨嗣复、李珏等;李党一派以李德裕为首，主要成员有郑覃等。牛李两党在出身上，前者重进士，后者重门第。在朝廷议政之际，两党成员往往互相攻击，意气用事，是非蜂起。他们之间似乎也没有原则性的政见分歧，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治的危机。
文宗曾经叹息：“去河北贼（指河北藩镇）非难，武宗去此朋党实难。”李德裕主张对藩镇武力讨伐，派兵戍守边境，支持武宗的治国理政，给当时的朝廷带来了一些新内容。
他还能够在武宗面前替牛党的杨嗣复、李珏求情，说明了李德裕的个人政治魅力。所以，李德裕在宣宗时期被罢贬到崖州（今海南琼山）时，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的说法。这一场历时达40年之久的党派之争，最终以李德裕的贬死而告终结。
会昌法难
武宗死前一年的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发动了“废佛”事件，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三武之厄”，这就是“三武一宗”的第三“武”了。
唐朝建国，以道教为国教，佛教在唐代帝王大倡崇道的同时，也得到相应的发展，玄宗时盛达极顶。
安史之乱以后，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的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上层官僚相勾结，逃免赋税，另外，寺院还放高利贷，从中牟利。寺院经济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日益加深。代宗时代，己有地方官查觉，上奏朝廷，但未得应有的限制，到敬宗、文宗时代，朝廷己起灭佛意图，仍未施行。
但是佛道之争一直没有间断。武宗身在藩邸之时就喜好道术，即位后更是崇尚道术，他将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降诞日（二月二十五日）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又在宫中设道场，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对他们的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十分迷信。武宗灭佛，主要是因为道士赵归真等得到信任，宣扬佛道不能并存。武宗也认为佛僧的存在影响了他修炼成仙，当时的道士还散布舆论说：“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他们解释说：“黑衣者，僧人也。”就是说僧侣将取代李唐国统。这样的情况下，武宗灭佛就理所当然了。据说，为了维护道教，天下不准使用独脚车，这是因为独脚车会碾破道中心，会引起道士心不安。为了防止黑气上升，以防止“黑衣天子”出世，武宗还禁止民间豢养黑色的猪、黑狗、黑驴、黑牛等。这些说法未必可信，但是反映了武宗大举灭佛时的心理状态。
从会昌二年起，到会昌五年彻底废佛达高潮。
从会昌二年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这期间有个僧人自称能够做“剑轮”并能打败敌军，武宗准许他试做，结果不能做成，就把他杀了。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
会昌四年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朝廷下诏京都及东都，只准留佛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各道只留一寺，余皆毁去。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n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n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