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朝有国近300年。读与之有关的史籍（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等），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高祖开基到玄宗朝之前的93年中，发生了四次宫廷政变，而这四次政变却都牵涉到当时的皇宫城墙的北面正门――玄武门。
第一次政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是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皇位继承权之争的总爆发。世民和建成、元吉同为高祖原配窦皇后所生，建成为长子，世民次之，元吉排行第四。在唐高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先参与策划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立功最大。
但因为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传统习惯，皇位应由嫡长子继承，所以，唐高祖即位后，便立建成为皇太子。而由于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已成为唐军事实上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武德四年，唐高祖特任命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还诏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
世民自恃才能和显功，在府中开置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礼遇甚隆，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谋臣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渐在天策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围自然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建成。
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就联合因同样有政治野心而对世民不满的齐王元吉，采取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以为内助、加强自己的军力、收买世民的部下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在召世民饮酒时在酒中下毒的地步。到了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和后官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边说世民的坏话，使高祖渐渐对世民产生了猜疑，局势对世民十分不利。
秦王和僚属忧惧万分，遂定计发动政变。六月四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突然射杀了准备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后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宿卫” 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实。三天后，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诏令军国庶事一切委太子处决。八月，高祖传位于太子世民，自称太上皇。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这就是史称的“玄武门之变”。
第一次玄武门之变，表面上看是四个参与者，高祖、太子、秦王和齐王，但实际上背后的矛盾只有一个，那就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储君之争。而作为皇帝和父亲的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前后都持消极态度，齐王李元吉则站在太子一边。
由于矛盾只有一条线，所以当李世民闪电般的同时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后，这个矛盾就解开了，李唐王朝未来的继承者注定是李世民。除非想要推翻李唐建立新的政权，否则继续与李世民为敌已经毫无利益可言了，不仅是原先的太子成员，就是一心忠于李渊的人，也没必要得罪未来的主子。
说起来也好笑，玄武门之变中，伤亡最惨重的，既不是秦王府，也不是东宫和齐王府，而是驻守玄武门的屯营。太子和齐王遇袭身亡后，冯立和谢叔方分别率领东宫和齐王府护兵赶往玄武门营救，结果执掌屯营兵的云麾将军敬君弘与中郎将吕世衡在兵力尚未集结的情况下仓促出战，被打得一败涂地，等大队屯营兵赶来时，发现敬、吕二位主将已双双战死。
最令人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后人也没有搞清敬、吕二人为何参战。有人猜测他们早已为秦王所收买，不过如果他们事先得到消息的话，又怎会仓促出战以至兵败身死？敬、吕二人死后，形势一度危急，此时尉迟恭割下太子和齐王的首级示众，东宫和齐王府的卫士们见状散去，企图进攻秦王府的薛万彻部在接到李渊圣旨后也完全溃散。李世民趁势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各五子全部杀死，彻底消灭了竞争对手。
至此，李世民已然是万众归心，从第二天开始，原先太子身边的有识之士相继归降。武将中，在玄武门之变中率领东宫和齐王府卫士奋战的冯立、谢叔方和薛万彻等人，兵败后一度逃亡，不久陆续回来请罪，李世民一一赦免，并封以高官厚禄。除了薛万彻晚节不保，因为谋反被高宗所杀外，其余二人后来都被视为忠义之楷模。文官中，太子近臣魏征投降，最终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之臣。
魏征早年投奔瓦岗军，兵败后归唐，后被窦建德俘虏，又降了窦建德，窦建德兵败后重新归唐，成为李建成的近臣，李建成死后又归了李世民，算起来，他已经换第五个主人了。按说魏征不是怕死的人，所以他转投李世民应该很说明问题，类似他这样识时务的人很多。总之，转眼间太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就不需要李世民清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