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文宗起用李训、郑注是为了翦除宦官的流行说法不确，实际上是为了破除李德裕、李宗闵两个官僚朋党。文宗起用他们后，认为他们同自己的太平理想契合，予以倚重，这时才翦除宦官，是实现理想的一个步骤。李训、郑注发动政变，以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同拥有强大军队的庞大宦官势力斗争，必然失败。昭义藩镇的介入，抑制了宦官势力，稳定了国家局势。李德裕党平定昭义叛乱，主要为着树立朝廷的权威，但由于派系劣根性作怪，藉机陷害、打击李宗闵党，硬把李训、郑注和不知情的其他官员拉扯进去，因而否定李训翦除宦官的活动。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京师长安爆发甘露之变，是中唐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各种通史和唐代史读物都不得不提及，但都是仅就文宗起用李训、郑注翦除宦官立论。本文把甘露之变放在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庶几从它与官僚党争和藩镇的瓜葛中揭出一些新的意蕴。
一、文宗何以起用李训、郑注
文宗何以起用李训、郑注，各种读物大抵因袭旧史说法，认为文宗为了利用他们翦除宦官，由于他们投靠宦官头子王守澄起家，可以麻痹宦官的警觉。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仅在其它原因之次。
文宗大和年间，官僚大致分为以宰相李宗闵、李德裕为党魁的两党。所谓"党"，并非近代意义的政党，而是松散的政治团伙，它们没有成文的政治纲领、严格的纪律、上下级机构和精确的身份，由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志趣投合、来往亲密的官员构成。李宗闵党（俗称牛党，以牛僧孺命名）人数颇多，重要分子有宰相牛僧孺，给事中杨虞卿及其从兄中书舍人杨汝士、其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龋京兆尹杜等。李德裕党有御史大夫兼翰林侍讲学士郑覃等。两党明争暗斗，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大和七年，文宗把杨虞卿、张元夫、萧鹊鞯酵獾氐敝荽淌罚开始着手拆散朋党。文宗谈到他们的朋党问题，李宗闵说："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立即反唇相讥："给、舍非美官而何？"李宗闵顿时"失色"。（《资治通鉴》卷244）李宗闵出主意罢免了郑覃的侍讲学士身份，以减少他与文宗的接触机会。文宗夸奖"殷侑通经学，为人颇似郑覃。"李宗闵说："覃、侑诚有经学，于议论不足听览。"李德裕说："殷、郑之言，他人不欲闻，唯陛下切欲闻之。"（《旧唐书》卷173《郑覃传》）两党对峙，意见对立，彼此吵得面红耳赤，文宗因而感叹道："去河北贼（河朔跋扈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李德裕好强厉害，使得文宗不能忍受。大和八年，文宗打算安排李宗闵党前身的党魁李逢吉的侄儿李仲言（即李训）为谏官，置之翰林，李德裕以此人曾犯罪流放岭南为理由加以反对。文宗说："然岂不容其改过？"李德裕认为本性难移。文宗说："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商量"别除一官"。李德裕坚持说："亦不可。"文宗看着宰相王涯，王涯只好说"可"。李德裕连忙挥手制止他，文宗回头，正好看见，"色殊不而罢"。（《资治通鉴》卷245）无疑，只有把两党骨干分子从朝廷中清除出去，才谈得上朝政的决策和实施;只有起用两党以外的人物，才谈得上把两党骨干分子从朝廷中清除出去。李训和郑注适应了这一需要，被文宗起用。
郑注医术高明，曾在藩镇节度使李迨窒鹿┦拢结识了监军宦官王守澄。他后来在政治生活中反复无常，玩弄阴谋诡计，因而名声不好，史书中有很多官僚士大夫抨击他的言论。但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原误作奕，径改）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旧唐书》卷184《宦官》）李宄扑为"奇才"，王守澄称他为"奇士"。（《旧唐书》卷169《郑注传》）王守澄入朝知枢密，专擅朝政，把他带到京师。在大和五年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密谋诛杀宦官之际，他伙同王守澄诬陷宋申锡谋反，企图置宋申锡于死地，文宗因此极讨厌他。但大和七年文宗患了风疾，不能说话，王守澄推荐郑注由昭义藩镇（驻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行军司马任上来京为文宗治病，文宗"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资治通鉴》卷244）李训勾结郑注，被王守澄推荐给文宗侍讲《周易》，大和八年，次第担任四门学助教、国子学《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得以和文宗私下接触。由于他"倜傥尚气，颇工文辞，有口辨，多权数"，文宗"以为奇士，待遇日隆"。（《资治通鉴》卷245）
李德裕引起文宗"不"，没多久便被撤销了宰相职务，史籍把责任推到王守澄、李训、郑注身上，说他们"皆恶李德裕"，便"引宗闵以敌之"（《资治通鉴》卷245），把他从藩镇节度使任上征回京师，与李德裕互换职务。但这时李训仅仅是品秩卑微的四门学教书匠，郑注刚从昭义节度副使任上调回京师，他们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因此，李德裕罢相尽管王守澄起了重大作用，但主要取决于文宗的态度，李训、郑注这时还只是文宗用以破除官僚派系的小小打手。下一个目标是李宗闵。大和九年，郑注当上了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京城误传他为文宗合炼金丹，须小儿心肝，民间惊惧。郑注一向厌恶京兆尹杨虞卿，就伙同李训构陷他，说这个谣言出自他的家人。杨虞卿下御史台监狱，李宗闵"极言救解"，文宗斥责李宗闵说："尔尝谓郑覃是妖气，今作妖覃耶尔耶？"（《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于是贬他为外官。随后，郑注揭发李宗闵当年当吏部侍郎，通过一位姓沈的驸马都尉结托女学士宋若宪和宦官头子杨承和，由二人在宫中多次美言，才当上宰相。于是李宗闵再贬。这样，两个集团的首领都被逐出朝廷，其党羽也被清除出去。文宗对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旧唐书》卷172《李石传》），于是起用李训、王涯、贾M、舒元舆为宰相。
进一步的问题是，文宗为什么倚重李训、郑注？
文宗喜读《贞观政要》，对于唐太宗孜孜政道而取得贞观之治的局面，一直很向往，并且急于求成。大和六年，他对宰相们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牛僧孺说："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事后牛僧孺对同事们说："主上责望如此，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资治通鉴》卷244）他于是辞去了宰相职务。两党其他官员也都没有同文宗这种迂阔的理想相契合的表现。李训、郑注则不然，二人为文宗"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甚至具体到"开陈方略，如指诸掌"的地步。文宗"以为信然，宠任日隆"。（《资治通鉴》卷245）显然，李训、郑注是在吹牛皮说大话。当时宦官专权，官僚朋党，藩镇跋扈，财政困难，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天下太平谈何容易，因而牛僧孺的话倒是符合实际的。关于"除宦官"，下面再分析，这里分析"复河湟"问题。河湟指河西、陇右，吐蕃趁安史之乱，占据了这个地区，唐廷何尝不萌生收复念头，为客观条件所限，一直无如之何。杜牧《河湟》诗说："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樊川文集》卷2）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宰相元载只是筹划在临近沦陷区的地方置戍兵、筑城堡而已，而且没能实施。唐宪宗看旧地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但"未暇也"。（《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这些都是文宗以前的事。文宗以后，吐蕃衰败，内斗激烈，沦陷区唐人趁机起义，以其地归唐。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市）人张义潮领导民众继续斗争，收复了河陇13州土地，唐宣宗大中三年（849）绘地图以献唐廷。这完全是民众自发的行动，唐廷事后才知道，自己一方根本没有出任何力。那么，李训、郑注"复河湟"云云，不过是空疏的宣言，哄骗文宗，哄骗舆论，不可能付诸实施。而且二人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郑注每自负经济之略"，文宗问到"富人之术"，他"无以对，乃请榷茶"。（《资治通鉴》卷245）盐铁转运使令狐楚兼领榷茶使，深有体会，认为"榷茶实为蠹政"，"岂有令百姓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茶树是不能移植的，因而古代婚姻习俗有女方接受男方赠茶的订婚聘礼，表示自己对婚姻忠贞不移。小说《红楼梦》第25回中，王熙凤同林黛玉开玩笑，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不知医术精湛的郑注为什么对"本草"习性如此昧然。
总之，文宗起用李训、郑注，最初是为了破除官僚朋党，被他们的夸夸其谈所迷惑，误以为他们是扭转乾坤的奇才，遂加以重用，翦除宦官是后来的事，是实现太平理想的一个步骤。
二、李训翦除宦官的行动何以托词甘露
李训、郑注同文宗密谋，杀掉了宦官头子王守澄，目标转向另一个宦官头子仇士良。李训假称左金吾卫办公院的石榴树上夜间降下甘露，这在冬天无疑是很奇怪的事，想诱骗仇士良偕众宦官前往观看，伏兵突起，杀掉他们。李训为什么要托词甘露？古人迷信，看重任何所谓祥瑞，天降甘露更看作是天下太平的瑞兆。甘露之变发生的这一年，仅在凤翔藩镇（驻今陕西凤翔县），先有五色云出现，后捕获白兔，监军宦官都想上报文宗，节度使杜阻止，"监军不悦，以为掩蔽圣德"。郑注继任凤翔节度使，上报紫云出现，并献上白雉。在京师，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因此，李训托词甘露，与此前的祥瑞承接，既迎合了文宗和宦官、朝官们的心理，又同文宗和自己的太平理想一致，便于开展行动。甘露之变过后，文宗对杜说："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资治通鉴》卷246）文宗从依靠李训、郑注翦除宦官，到公开批判他们利用祥瑞，看样子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表明文宗虽参与了同他们的密谋活动，但他们具体怎样行动，文宗未必任何细节都知道。在宦官众目睽睽之下，文宗同他们的接触不会过于频繁，说话不会面面俱到、处处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