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似乎漫无目的，杜甫却在加速老去。次年（769）正月，杜甫命运的小舟经过洞庭湖，顺湘江直下，三月路过潭州（今长沙），又入衡州（今衡阳），到了夏天，因为不耐暑气，又返回潭州。这一去一返间，本就尺璧寸阴的老杜，更加形容堪忧。
在潭州时，正值清明，杜甫留下了作品中少见的七言排律连章《清明二首》，详述了心酸近况：“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泪下，悠悠伏枕左书空。”他的右臂已经无力，也许书写都需要人代劳；耳力也大不如前，与人交谈都成问题。58岁的他看起来已经风烛残年，不为此伤神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对着繁盛的白苹都无法排遣这种情绪，“春去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
往返于潭州、衡州，气候不适只是表象。杜甫此番到湖南，其实是为了投奔老友韦之晋。这年初，韦之晋在衡州担任衡州刺史兼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四月，调任潭州刺史。也就是说，杜甫到潭州时，韦之晋在衡州；杜甫赶到了衡州，韦之晋已到了潭州。等杜甫再返回潭州时，得到的已经是韦之晋去世的消息了。他悲恸不已，写下了《哭韦大夫之晋》。
杜甫的运气实在太差了。大运数上似乎总是棋差一招，就连追寻旧友也是阴差阳错，遗憾送别。衰年多病，生计前途，事事受阻。这种心情本就无法解脱，面对更艰难的旅程，要该如何走下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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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意册》之《小寒食舟中作》，清，石涛
闻一多评杜甫：“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如果配合杜甫此时的境遇，再知其心事，你很难不同意。因为就在如此困病交加、穷途末路之际，他依旧不忘为民发声、忧国济世，这种心境，无论是在天子脚下、茅屋之中，还是扁舟之上，都未曾转移，实在是“未敢忘忧国”。
上一个冬天，还在岳州，他用《岁晏行》记下了安史之乱后两湖百姓的悲惨生活。渔网被冻、米贱伤农、卖儿卖女缴纳赋税，“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达官贵人吃厌酒肉，百姓穷得茅屋扫空，“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这难道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重复上演？同一个大唐、同一个悲剧，诗人也只能长叹“此曲哀怨何时终”。
从岳州去潭州的路上，采蕨女“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刺痛了诗人，无可奈何只能以“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缊袍”聊以自慰。可满目疮痍早已挥之不去。他作寓言诗《客从》，用一个“我有隐字珍珠，等候官家来收赋所需，但日久珍珠却化成了血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应付征敛了”的故事，来警示当下苛政，“开视化为血，哀今争敛无”。明末学者王嗣奭在《杜臆》说：“珠中有隐字，比民隐莫知。上之所征，皆小民之血，今并无之，痛不忍言矣。”奇思妙想，语出惊人。
这次到了潭州，杜甫就不走了。将近一年半的漂泊，甚是疲累。低头看看自己还在穿的破旧棉袍，一身枯槁发不堪髻的惨状，诗人也许会苦笑。但对于苍生疾苦，他仍是耳聪目明，困兽犹斗。也曾自嘲“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却从未放弃与民“天共远”“月同孤”，誓有“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大历四年秋《江汉》）
不放弃，是杜甫的可贵。不放弃他的人民，不放弃他“致君尧舜”的理想。老病南征，明知道长安已是回不去的异乡，仍然北望君恩。甚至将自己未完成的理想寄托在朋友身上，希望他们能救民、救世，九死不悔。“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递呈苏涣侍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