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魏征死后，唐朝太宗皇帝的感慨之悟，早已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唐皇李世民的镜子理论帮助他辅佐李渊灭隋建唐，继而开创贞观之治的宏图伟业。而当这一切成为历史，李氏父子亦成为照耀后世的一面镜子。不过，对历史这面镜子的观照，并不像端坐在铜镜前整理仪容那样简单，因为历史的确有可能像一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被人涂抹修饰一番。
读《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起居注》)，我们至少可以别具一眼，得窥李氏父子之一面，特别是与后世所修新、旧《唐书》中不同的一面。
首先，关于起兵反隋。《新唐书·高祖本纪》：
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耶？
这一条材料，给我们展现了李渊与次子李世民截然不同的形象。李世民深谋远虑，甚至未卜先知，；知隋必亡，暗地里展开了一系列的造反准备工作，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为说服父亲又策划断其后路，将之；逼上梁山。反观李渊，在起兵这件事上，不惟被动，毫无头脑，步步为李世民牵引，自己的心腹(裴寂)与儿子已经暗地准备造反，自己也毫无所知。当阴谋变为阳谋，李世民；入白其事，他竟愚蠢到要；执世民送官，难道他认为大隋的法律对他这位唐国公、造反头目的父亲会网开一面么？幸亏史官写这一笔的时候，在；不许前嵌入一；阳字，稍稍为我们的高祖皇帝挽回了些许面子。
《资治通鉴》记述李氏父子起兵这件事与两《唐书》大致不差，主谋是李世民，李渊只是在最后时刻感慨一声；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从之耳。而《起居注》所记起兵一事与两唐书、《资治通鉴》颇有出入。《起居注》卷一：
炀帝后十三年，敕帝为太原留守……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后突厥……数侵马邑……(马邑郡守王)仁恭等违帝指踪，遂为突厥所败……隋主……遣司直驰驿，系帝而斩仁恭。……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h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在《起居注》的记载中，李渊才是起兵事件的主谋和总指挥官，建成和世民只是配角。李渊起兵不惟是时局大势之趋，亦带有时事偶然的性质。倘若没有兵败突厥，隋炀帝没有加罪于李渊与王仁恭，李渊即使早有反意，也可能需要一个更为恰当的时机。因此，从情理上揆度，《起居注》所记起兵事宜更近当然，而后世所修史书皆有拔高美化李世民之嫌疑。
其次，关于李渊的才干。
李渊之文韬武略，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皆轻描淡写，不甚措意。很多时候，只是将李渊作为秦王李世民的陪衬而已。如义兵起后，入关之后，夺取霍邑是关键一战。《旧唐书·高祖本纪》：
隋武(虎)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会霖雨积匀，馈运不给，高祖命旋师，太宗切谏乃止。
《太宗本纪》：
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引发。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高祖召问其故，对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
《资治通鉴》的记述更为细致，但着意突出世民而贬低李渊则毫无二致。《旧唐书》只不过说；高祖乃悟而止，《资治通鉴》则称引李渊之语云；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李渊完全成了傀儡。但是我们翻开《起居注》，情形完全不一样了。《起居注》卷二：
壬戌，霖雨甚，顿营于贾胡堡……西京留宋代王遣骁将兽(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将辽东兵及骁果等数万人据河江，与老生相影响……帝闻而笑曰：；亿兆离心，此何为也？老生乳臭，未知师老之谋，屈突胆薄，尝无曲突之虑，自防轻敌，二子有之，阃外相时，俱非其事……我若缓以持之，彼必以吾为怯，出其不意，不过一两月间，并当擒之，吾无忧也。于时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沈叔安、崔善为等间遣羸兵往太原，更运一月粮，以待开霁。
从《起居注》的这则材料可以看出，李渊对霍邑之战在战略上的认识是清醒的，对敌将也颇有了解。只是此时天公不甚作美，；秋霖未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役的进程而已，而接下来的事件则更显示出李渊作为军事统帅的才能。《起居注》卷二：
刘文静之使蕃也，来迟，而突厥兵马未至，时有流言者云：；突厥欲与武周南入，乘虚掩袭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谓之曰：；……诸公意谓何？议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遥，李密谲诳，奸谋难测。突厥，见利则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愚夫所虑，伏听教旨。帝顾谓大郎、二郎等曰：；尔辈如何？对曰：；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必未同谋……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帝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
刘文静使蕃，是奉李渊之命向突厥示好称臣，以取得突厥的军事援助。当突厥的兵马迟迟未见时，流言四起，说突厥与刘武周要联合南下攻袭太原。恰又逢秋雨连绵，不利进攻，李渊于是召开军事会议，集思广益，最后采纳了李世民等人的建议，暂且搁置太原之忧，先取霍邑，最后取得了成功。《起居注》虽然也写到了此次战役中，李世民等人建议的重要，但毕竟拿定主意的是总指挥李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