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东渡与墨家立国:司马迁为何不如实记载,对其讳莫如深?

古往今来,关于“徐福东渡”一事一直是史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关于这场旅行的起点、终点以及社会背景,大部分学者只能从司马迁的《史记》之中寻找到蛛丝马迹并且进行推测。然而受限于当时的写作环境与社会环境,司马迁也无法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下来,而只能以“求仙问道”为事件缘由,对徐福东渡的原因和背景讳莫如深。那么徐福东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深刻的政治背景与社会背景呢?这就要从徐福背后的那个庞大的学术组织与思想流派——战国时期的“墨家”说起了。

《黄天琼传》与墨家学术组织的严密体系

1984年,著名历史学家罗其湘教授在寻找徐福东渡重要物证的时候,曾经收到了一位来自河南热心读者的书信,信中读者自称自己是墨家学派的后裔,在年轻时期曾经阅读过一本名为《黄天琼传》的墨家人物传记,在《黄天琼传》之中记载了很多今人鲜为人知的东渡秘闻,如徐福与黄天琼的密切关系、徐福是墨家弟子徐弱的第五世孙等等,这位读者所提供的一系列重要资料对于研究徐福、黄天琼与墨家之间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流派之中,墨子创立了“墨家”这一崇尚和平的学术门派,它的“兼爱、非攻”思想迄今为止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之中,墨家弟子逐渐形成了类似于社团集会一样的民间组织,而“巨子”就是墨家负责组织学术讨论、传播墨家思想文化的主要领导人,其主要选择方式并非如王位一般世袭,而是通过公推共同选举出来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使用法家学说治理国家,其他各学派自然遭到了严酷的迫害和压制。在极其不利的社会环境下,墨家的学术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墨家学派的学术主张依然相信“兼爱”思想有朝一日能够传播四海。从秦汉时期开始,墨家的民间秘密活动一直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并且由此衍生出了一套等级森严的组织体系。

在“巨子”之下,墨家学派的高级弟子又被称之为“灵子”,而才学一般的弟子则被称之为“学子”,而“灵子”又分内传弟子与外放弟子两类。据《黄天琼传》记载,徐福东渡时,墨家学派弟子尚有三百多人,其中最为出名的四大外放“灵子”都以“房”作为自己的“字”,他们分别是:徐福(字君房),主要负责研究道术与方士;孙仲远(字正房),主要研究治国之道;黄天琼(字兴房),文武兼备,在徐福东渡时曾经担任护卫将军一职;张良(字子房),主要研究军事谋略。

徐福东渡与墨家立国

由于墨家的思想代表着春秋战国时期下层手工业生产者的强烈愿望,尽管秦始皇挥军横扫六合,建立起了以法家学说为主要支撑的暴政帝国,但是墨家却不愿意正面和秦帝国发生激烈冲突。因此在公元前222年秦灭燕之后,墨家的大部分主要成员向南逃到了耽罗洲(即今天韩国附近的济州岛)之中,通过数次渡海,墨家发现了位于日本的三大岛屿,即蓬莱(九州岛)、“方丈”(四国岛)以及瀛洲(本州岛)。

因此这一时期墨家弟子提出了“墨家立国”的初步构想,故而徐福借着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的名义,带着三千童男童女一去不回。据初步推测,徐福出发之后,全体人员首先到达了墨家的临时根据地——耽罗洲,与剩余墨家军队与学员汇合之后,才继续向东方三岛前行,并且最终抵达日本的本州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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