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自孝公时，在法家思想指导下，从农战两个方面革新内政，争霸中国，经过几代君主的努力，终于以武力统一中国。在兼并过程中，普遍存在斩首现象，秦汉之际一致认为秦国是崇尚诈力的虎狼之国，鲁仲连更明确提出秦是弃礼义尚首功之国。对于秦国的斩首现象，清代史家梁玉绳作过一定研究，统计出秦国有记载的斩首数量是166.8万人，认为“史所缺略不书者尚不知凡几，从古杀人之多，未有如无道秦者也”。王玉哲先生认为秦国斩首数量在170万左右。学者们的统计的数据略有不同。本文力图针对秦国斩首现象作一考察。
在前工业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数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张大程度，掠夺人口是战争的目的之一。军队是一个国家人口的精华部分，击败敌军，将战俘转化为本国的军队和奴隶是古代战争的常规做法。秦国违背常规，实行军功爵制度，将斩首数量作为调动士气、衡量军功和获得富贵的标准，使秦国成为一架效率极高的斩首机器，加快了兼并六国的进程。
一、秦国斩首的原因考察
战国七国中何以只有秦国崇尚斩首，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强烈的帝王意识，军功爵制度和尚利尚勇的民风。
首先，秦国历代君主具有强烈的帝王意识。
秦国僻处中国西部的落后地区，西周末年畜牧业仍是其主要经济活动。游牧文明崇尚武力，故秦国多勇士，马匹又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商周王室积极利用秦的强项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早在舜时，秦之先祖大费负责为舜调驯鸟兽。三代时期至少七人以才力善御和养马服务于商周王室。身为家臣的秦人很难参与到商周贵族社会生活的核心层面，对礼乐仪式和文物充满神秘和向往。
他们向往文明，但认识到的仅是礼乐文明的外在形式。由于秦人主要为王室提供娱乐和军事的服务，秦人理解不了权力地位需要品行和功德的累积。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送有功才获得了诸侯的地位，由家臣上升为贵族，“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终于可以体验向往已久的礼乐仪式，可以和贵族们平等交往了。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称霸为主成为很多诸侯的政治追求，秦穆公更是跃跃欲试。他以挺进中原为目标。但其计划因崤之战而被晋阻挡，只称霸西戎。东方六国以夷狄之国待之，对其持敌对防范的态势。穆公后秦国内政的混乱到献公告一段落。秦国兼并天下的大业于献公时期启动。
其子孝公对“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深以为耻，效祖（穆公）法父（献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国力大增，奠定了秦国兼并六国的政策和制度基础。以后的历代秦君，均以称王为目标，秦惠文君在为君14年改称为王，秦武王曾言:“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秦昭襄王在公元前288年自封为帝，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封禅泰山，巡行全国，刻石立碑。
秦国历代的统治者对成为帝王充满渴望，迫不及待，毫无顾虑，只求效率。秦孝公对商鞅提出的帝王霸强的四种不同方案只对强国之术感兴趣。任用商鞅实行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改革，奠定秦国吞并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农战成为秦国政治的核心。
第二，军功爵制的推行
爵位起于三代，西周统治者根据血缘亲疏，军功大小和部族势力强弱等条件来授予爵位而分享亡商的胜利果实，维护新的统治秩序。但西周的分封是一次性的授爵，分封之后便是世袭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先后由诸侯、大夫、家臣而出。这些新兴力量需要新制度调动社会资源为已所用。所以，春秋以后，按军功贡献授爵日益代替世袭制，奖励军功成为战国时期各国改革的共同内容。
李悝在魏国变法，“食有劳而禄有功”，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燕国有“公子无功不当封”的制度。秦国实行的军功爵制最系统最具体最可操作，基本特征如下:军功爵位有20等，授爵和增爵一级的一般条件是斩首一个。不同爵位占有相应数量的土地、宅地、赋税、奴隶，在公共活动中享有相应的饮食标准。
爵位还可以用来为自己或家人赎罪赎身等。这样士兵一斩首一富贵（土地财富权利）三者形成了一个循环。秦国的军功爵制授爵的唯一标准是士兵斩首的数量，占有土地奴隶，获得赏赐，赎罪赎身都和爵位有直接关联。爵位成为富贵权力的核心，生活所有的一切都附着在爵位上，而获得爵位的唯一条件是斩首数量，这样军队的战争热情便被调动起来。秦国军功爵制度配套政策完备。
军功爵制的目的是垄断人们的改善政治经济地位的手段，如果获利多途，军功爵制度的作用就会被消解。秦国在经济上重农抑商，要想致富必须依赖土地，要获得土地必须去上战场上斩敌之首以换取爵位。
秦国建立了以十伍为单位的户籍制度，实行连坐让国民互相监督;焚烧诗书以愚昧国民。而齐国文化和商业发达，赵国盛行盗墓和娱乐业，秦国则不存在这些消解军功爵制作用的问题。秦国的相关政策为军功爵制构成坚实的支持，不会因其他的漏洞脱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