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公元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马和，小字三保（后又称三宝），11岁时被俘进宫，后来当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郑和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7月11日）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在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历经亚非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诸王势力，充实军事实力，开拓、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稳定;在经济上，恢复和发展农业、扶植工商业，使洪武时期的初步经济繁荣在永乐年间走向兴盛。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奠定了明王朝开拓对外活动的基础。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自己的侄子朱允手中夺取皇位后，始终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朱棣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还有一点是，洪武中后期，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家再没有按期向明王朝纳贡，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丧失，还有些地区的首领甚至阻碍、破坏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对外海上贸易。这是朱棣难以忍受的。因此，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朱棣脑际中出现，那就是派遣使节，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严，恢复和扩大对外邦交。朱棣的想法得到了郑和等人的支持，于是他派郑和与大臣王景弘特使出使西洋。所谓“西洋”，就是今日的南洋和印度洋。
造船业在我国历史悠久，造船技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西周时，人们建造的海船就能东达日本。秦汉时，船队更能远航至爪哇、柬埔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到了唐代，我国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时代，又增大船体，可乘近千人。由于指南针的运用，人们还可以在茫茫大海上安全可靠地航行。如果说，唐代以前，中国人到西洋各国往往要乘外国船，那么，到了唐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外国商人都纷纷改乘中国船来往于波斯湾等西洋各地了。历史悠久的造船业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加上明初强盛的国力，为郑和大规模地建造远洋船队出使西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
自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众一共七次远航。郑和远航由长江口出发，先穿过台湾海峡，经过南海，到南海周边各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过锡兰（今斯里兰卡），向西到印度西海岸、再沿岸到波斯湾，或横越印度洋到阿拉伯半岛，再向南岸航行，最远抵达非洲东岸。郑和航海往返都必经台湾海峡和南海，船队除遍至南海周边各国外，更深入红海，远抵红海东岸的天方（今沙乌地麦加）及非洲东岸“麻林”（今肯尼亚麻林地）。总之，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是史无前例的。据《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所率部众就有二万七千多人，其中有掌管航行、外交、军事、贸易等重大行动机构的决策、指挥人员，有负责观察天文、预报气象、航海操作及维修技术人员，还有翻译、医生、采购、后勤、军事护航人员等等，以及少数寻访建文帝下落的密使。船舶长44丈、宽18丈的就有62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以后几次远航也大致保持着这个规模。
与朱棣耀武扬威的目的不同，郑和把海洋与国家的富强安危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掌握制海权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对明朝统治者进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洋……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这是郑和毕生海上经历的总结，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关于海权的论述。
郑和下西洋前，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这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成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宣扬“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缓和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了海上交通安全，提高了明王朝的国际威望。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朱棣时期，改变了明初的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击，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郑和在进行政治外交的同时，还负有沟通与西洋各国经济贸易的使命。郑和船队的贸易活动尊重当地风俗，进行平等交换，使中国进口了大量亚、非地区的特产，很多国家还进献了许多珍贵动物。这些物品的传入，一方面成为皇室的奢侈品，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明代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
由于当时封建体制的影响，郑和下西洋这种航海活动也无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弊端。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官方贸易，并没有和民间对外贸易有效地结合起来。郑和远航将朝贡、勘合方式的对外关系推进到顶峰，“厚往薄来”，用大量物质财富换取海外诸国形式上的藩属关系，结果，开支浩繁，“库藏为虚”。在郑和航海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朝廷内外反对声就此起彼伏，后来车驾郎中刘大夏偷偷将记载郑和七下西洋航海经历及一应活动和见闻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毁掉。明宪宗追查《郑和出使水程》的下落时，刘大夏就指出：“三宝（即指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对此，梁启超指出：“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伽玛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伽玛。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这段评论是对明初对外开放缺乏系统管理的精辟写照。
郑和七下西洋的成功，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海上贸易日渐发达，他们纷纷沿着郑和的航线，使沉寂了几十年的海面又开始繁忙起来，以致有人断言，当时中国的丝绸之路已从风沙满天的大西北，转移到了碧波万顷的东南大海。
郑和在完成最后一次出使任务的归途中病逝，遗体被船载回，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麓。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