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族乱华之大变局：匈奴骑兵灭西晋焚毁国都洛阳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王朝，他从曹魏灭亡中消极地认为这是其没有分封宗室为王，中央政府得不到支持，于是，司马炎即位后便大肆分封诸侯王。结果，非但未能起到屏藩王室的作用，反而造成各个封王拥兵自重，争权夺利，导致了国内的长期混乱。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司马炎卒，其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他昏暗愚庸，智力低下，形似白痴，虽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引起王公贵戚争权夺利，初有杨骏、贾后专权之祸，继而有“八王之乱”。惠帝在位17年，遂致晋室土崩瓦解，天下扰扰，战祸不断。此虽为晋初封建之失，而惠帝愚庸实为速祸之根源。晋室之乱，不仅晋之地元气大伤，而且秦汉以来中国强盛之元气，也丧失殆尽，于是国内四分五裂，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各地的流民大规模起义，一些地方官吏也起兵反晋，蛮夷戎狄乘之而起，五胡十六国此仆彼起，不仅西晋因此而亡，且招致中国有史以来异族乱华之大变局。
匈奴汉国建立者刘渊，字符海，是两汉时南匈奴之苗裔。光武帝曾将此支匈奴族徙人河西五原等地，魏武帝时期将其分为五部，与汉人杂居。晋武帝时，他们自称其先人乃汉氏外孙，因此改姓刘氏。太康年间，武帝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由于他“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惠帝时杨骏辅政，又以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长沙王执政时，成都王司马颖以刘渊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收为己用，使其将兵镇守邺都。就是在晋室动乱中，总有人想利用刘渊这股力量，对他屡有支持、加封，因此，刘渊势力越来越强大。当李特、张昌等流民起义，八王混战不休时，匈奴上层统治人物密谋，暗中立刘渊为大单于，并派人密报刘渊，准备起事。刘渊知之，遂借故由邺都返回匈奴本部。永兴元年（304年）秋，刘渊建立汉国，都于离石（今山西离石）。为争取汉人的支持，他尊三国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声言匈奴汉国乃蜀汉之继。十月，又迁都左国城（离石北），胡人、汉人不断前来归降于他。此后，刘渊不断向晋发动进攻，占领了今山西大部及河南一部分地区。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并准备乘“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之时，对西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刘渊从山西进攻晋都洛阳，主要有三条线路：一出壶关（今山西长治）趋朝歌（今河南淇县），然后南渡黄河迂回荥阳以攻洛阳；二自壶关南趋河内（今河南沁阳县）渡河攻洛阳；三自大阳（今山西平陆县南，亦曰茅津）渡黄河趋新安、渑池，然后东攻洛阳。
刘渊在对晋战争中，战略决策、作战方针都非常明确，他采取了北联鲜卑乌桓，集中兵力南下攻取晋都洛阳的方针。为了能顺利攻占洛阳，刘渊先向周围扩展，然后再兵趋洛阳。而且，在两次攻打洛阳遭受挫折之后，又制定了进一步扫清洛阳周围晋之有生力量，置洛阳于孤立无援，然后轻松拿下洛阳的作战方针。事实证明，他的这些策略是非常成功的。
而西晋王朝面临刘渊进攻的威胁，没有一套象样的作战方案。由于政治局势混乱，诸王拥兵割据，各怀鬼胎，使原来力量远远强于汉国的西晋王朝，无法调集重兵，拟定周密计划，全力对付刘渊。所以，晋朝只能是临时设防，穷于应付。且自诸王混战以来，实力进一步削弱，特别是东海王司马越掌握政权以后，更加专断朝政，排除异己势力，任意杀戮朝中大臣，皇帝身边及京都的一切防务统统换成了司马越的东海国之兵。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晋左积弩将军朱诞不堪忍受，遂逃出京都洛阳，投奔了刘渊。他向刘渊详细报告了洛阳防守的虚弱及其它种种情况，劝说刘渊速攻洛阳。于是，刘渊遂展开了对洛阳的全面进攻。汉军对洛阳的进攻，分三个阶段进行，历时两年多。
第一阶段：晋怀帝永嘉三年，汉刘渊河瑞元年（309年）四月，刘渊派晋降将朱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将军，率军首先攻打黎阳（今河南浚县），命安东大将军石勒率兵攻巨鹿（今河北柏乡县）、常山（今河北石家庄西北），以掩护刘景，使其免受北面之敌。刘景顺利攻占黎阳后，又在延津打败了晋车骑将军王堪。刘景在攻占延津后，将所俘获的男女3万多人驱赶到黄河中溺死。刘渊知道后非常愤怒地说：“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遂罢贬刘景为平虏将军。石勒攻打巨鹿、常山，并州民吏、羯、胡人归顺者达10多万人，此年夏，刘渊以王弥为征东大将军、青州牧，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一切军务，以石勒为前锋都督，与楚王刘聪共同攻击壶关，以打通直下洛阳的进军道路。晋并州刺史刘琨命护军黄肃率军前往救援壶关守将韩述。石勒、刘聪联军分别在封田、西涧（壶关东南）击败黄肃、韩述二将。晋太傅司马越急令淮南内史王旷率将军施融、曹超带领数万大军渡河北进，以抵御刘聪大军的南进。王旷打算大军渡河后，长驱直进壶关，施融建议道：今敌人乘胜据险出兵，我军虽有数万之众，但仍然是孤军临敌，应暂时于河北先巩固阵势，观察形势，然后再做进兵之计，王旷不从，结果，晋汉双方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交战，王旷大败，施融、曹超二将被杀，晋军1.9万多人被杀，晋上党太守庞淳举壶关降于汉军。
刘渊在黎阳上党连战连胜，遂于八月派刘聪自上党转兵攻太阳，袭破晋平北将军曹武等，并迅速渡河，长驱直人，进至宜阳（今河南洛阳市宜阳县西），切断了长安与洛阳的联系。刘聪自出兵以来，节节胜利，遂疏于戒备，军队懈怠。九月，晋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太守垣延诈降于刘聪，刘聪不备，垣延趁夜间偷袭刘聪军营，刘聪大败而回。同时，幽州刺史王浚，派将军祁弘与鲜卑首领段务勿尘于飞龙山（今河北石家庄西南）攻击石勒部，大败石勒，石勒兵败退守黎阳。十月，刘渊又派楚王刘聪、始安王刘曜、汝阳王刘景、大将王弥等统率5万精锐骑兵，进攻洛阳，并派大司空呼延翼率领步兵为后援。
十月二十一日，刘聪等便又兵至宜阳，晋兵以为汉军刚吃了败仗，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来，不料其来得如此突然，故晋兵大败。二十六日，刘聪军攻到洛阳西阳门下。晋将军北宫纯率领1000多敢死队战士，于夜间突击刘聪军营。汉军立营未稳，又遭夜袭，大败，汉军征虏将军呼延颢被杀，刘聪率军南撤，驻扎于洛水岸边。三十日，汉大司空呼延翼又为其部下所杀，其部众自大阳溃散，刘渊得知大军后援部队逃散，便下令刘聪撤军。刘聪等上表说，晋军虚弱，不堪一击，不能因为呼延翼等人之死而退回，应坚持攻克洛阳。刘渊同意。
刘聪为鼓励士气，亲到嵩山祈祷，而留下平晋将军刘厉、冠军将军呼延郎代他统率全军。晋太傅司马越接受参军刘询的建议，乘机率军出城，突然袭击呼延郎部，将呼延郎斩首，刘厉兵败投水自杀。王弥劝刘聪：“今军既失利，洛阳守备犹固，运军在陕，粮食不支数日。殿下不如与龙骧还平阳，裹粮发卒，更为后举；下官亦民兵谷，待命于兖、豫，不亦可乎！”刘聪因前者自请留下攻洛阳，所以此时进退两难，恰巧刘渊又下令刘聪回师，故大军乃还。王弥率部出辑辕关到达豫州，颖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等地数万户流民，不堪忍受当地官吏欺辱，皆烧城邑、杀官吏投奔王弥，王弥军势大振。
十一月，石勒率兵攻信都（今河北冀县）杀冀州刺史王斌。幽州刺史王浚自领冀州刺史。晋廷诏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率军讨伐石勒，石勒引兵退回黎阳，以城拒之。此时，魏郡太守刘矩举郡降于石勒，石勒兵力猛增。石勒回到黎阳，北中郎将裴宪弃军奔往淮南。王堪只得退守仓垣（今开封北）。至此，汉军攻打洛阳及其东部地区的第一阶段战役基本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洛阳深感晋之势力仍然强大，须改变前阶段的战略方针，转而采取孤立洛阳的战略，尽量消灭晋朝的有生力量，占领“面”以困“点”，然后再攻洛阳。随即，刘渊派王弥、石勒等分别攻冀、兖、豫、荆等州。
当年，即永嘉三年（309年）十二月，刘渊命都护大将军曲阳王刘贤、征北大将军刘灵、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率军驻扎于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与石勒、王弥等一起夺取洛阳以东地区。同时，王弥又派其左长史曹嶷为假安东将军，东略青州，以扩大汉国的势力范围。
晋怀帝永嘉四年、汉光兴元年（公元310年）正月，汉镇东大将军石勒渡过黄河，攻占了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王弥率领3万大军与石勒会师，共同攻取徐、兖、豫三州。二月，石勒军袭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杀兖州刺史袁孚，接着趁势又攻占仓垣，斩晋车骑将军王堪，然后又北渡黄河，攻取冀州诸郡，9万多民众归降之。王弥所遣曹嶷自大粱率兵东攻，所到之地无不陷降，遂攻克东平郡（今山东东平西北），接着又进攻琅邪郡（今山东临沂）。是时，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看中原战事危急，征召江南建威将军钱始及扬州刺史王敦弛援王都。
四月，汉冀州刺史刘灵被晋刺史王浚部将祁弘战败，刘灵被杀。至此，从正月到四月这四个月的战争中，晋徐、兖、豫三方面皆告失败，只有冀州方面，王浚与石勒处于相持阶段，互有胜负。
七月，汉楚王刘聪、始安王刘曜、石勒及安北大将军赵固等军，包围晋河内太守裴整于怀（今河南武陟西南），晋以征虏将军宋抽率军前往救援。石勒与平北大将军王桑迎击宋抽，晋援军大败，宋抽战死，太守裴整被部下捉住降汉，刘渊以裴整为尚书左丞。河内督将郭默收集裴整余众，刘琨以郭默为河内太守。
七月十八日，汉刘渊病亡，太子刘和即位。刘和生性多疑，欲削楚王刘聪之权，引起朝中相互混战，刘聪杀刘和等人，自己继承了帝位，并继续执行攻夺洛阳的第二阶段作战方针。
十月，汉帝刘聪派遣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曜、征东大将军王弥等率军4万进攻洛阳，石勒率2万骑兵于大阳与刘粲军会合，汉军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境）大败晋监军裴邈部，遂长驱直人洛川，与晋东海王司马越大战于洛阳西门，汉军未能取胜。于是，汉军再次采取以前战略，刘粲兵出辕辕关，攻略粱（今河南商丘）、陈（今河南淮阳）、汝（今安徽阜阳）、颖（今河南许昌）四郡；石勒出成皋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攻打仓垣的陈留太守王（讠赞）谩。石勒反为王（讠赞）所败，兵退屯于石津（今河南滑县西南）；王弥带2000骑兵攻略襄城诸县，当地流民数万又归顺王弥，王弥遂率2万人会同石勒攻陈郡、颖川，并屯兵于翟阳。不久，王弥又派其弟王璋与石勒共攻徐、兖。
当时，晋京师洛阳饥困日甚，为了对付汉国的再次进攻，加强京城的防卫力量，司马越派使者四出，到各地紧急征召天下的军队，命他们率军入京勤王。晋怀帝对诸使者交待说：“为我语诸征、镇，今日尚可救，后则无及矣。”但各地兵马均不听征召，只有征南将军山简（驻于襄阳）派督护王万率军人援，不料行至南阳郡涅阳，又被流民起义军王如军击败；荆州刺史王澄欲率兵前往，也为起义军所阻，晋王朝的重臣见京城孤立到如此程度，朝议中多数人主张迁都以避难。
此时，石勒见南阳一带局势混乱，即率兵南下，攻占宛城，并攻襄阳，想占据江汉间以为根据地。司马越此时已内外交困，遂留下其世子司马毗、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等心腹守京师洛阳，自己率朝中重臣及名将精兵4万前往许昌，转而兵屯项城，名义上是为防御石勒，实则害怕困守京师日久生变，且又怕豫州刺史冯嵩、兖州刺史苟唏不听指挥，想借此保存实力。
第三阶段：洛阳城自司马越拉走精兵主力之后，皇宫及大臣府第已无兵可守，饥荒也日渐加剧，宫殿内的死尸到处可见，盗贼遍市，整个京师陷入一片混乱惊恐之中。正在此时，晋朝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变故，永嘉五年（311年）正月，司马越党徒河南尹潘滔、尚书刘望等人，一起向怀帝进谗言，说苟唏欲为乱。苟唏知之大怒，上表怀帝以求潘滔等人首级，并扬言太傅司马越为宰相却不平正，导致天下混乱，遂传檄文于各州郡共讨之。怀帝此时也恨司马越夺权专制，且多次违抗诏令；再者其所留将士何伦等人，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因此，怀帝密诏苟唏讨征司马越。司马越也即宣布苟唏罪状，交派其从事中郎杨瑁为安北将军、兖州刺史，让杨瑁与徐州刺史裴质共计苟唏。苟唏棋高一筹，先派轻骑急驰洛阳，收捕司马越同党尽斩之，潘滔夜遁得免。司马越欲诛杀苟唏未能得手，反为其占先，遂忧愤而死，把后事托付给太宰王衍。王衍与襄阳王司马范等人率众护司马越还葬东海国。何伦、李恽等亦奉世子司马毗从洛阳向东逃窜。晋怀帝遂命苟唏为大将军、大都督，掌管青、徐、兖、豫、扬、荆六州一切军务。
在此同时，石勒正率军进攻新蔡（今河南新蔡），在南顿斩杀新蔡庄王司马确，转而进攻许昌，斩晋平东将军王康。四月，石勒亲率精锐轻骑追击王衍一行，在苦县密平城（今河南鹿邑东南）大败晋军，围而射之，晋兵将士10多万人，“相践如山，无得免者”，俘虏太尉王衍及襄阳王等6王、豫州刺史刘乔及诸大臣等，接着又打败何伦、李恽等，石勒尽诛晋宗室48王。
王月，苟唏上表请求迁都于仓垣，并让从事中郎刘曾率船数十艘，带卫兵500、千斛谷以迎怀帝。怀帝临行时，既无宿卫，又无车仗，百官因洛阳久饥，人相食，十之八九都逃亡，所以，皇帝身边只有几十名朝士相随。怀帝步行出西掖门，在铜驼街又遭盗贼抢掠，不得已又返回。
此时，汉帝刘聪又遣前军大将军呼延晏率兵2.7万进攻洛阳。呼延晏渡过黄河后，与晋军交战12次，屡战屡胜，晋军被歼3万余人。刘聪又急令刘曜、王弥、石勒等率兵与呼延晏会合，共同围攻洛阳。六月十一日，王弥、呼延晏等军攻陷宣阳门，遂进入南宫及太极殿，纵兵大掠，尽收宫女、珍宝，怀帝逃出华林园门，想往长安方向逃跑，被汉兵追上俘获，送于平阳，汉军杀晋太子、各王公大臣、官吏、民众等3万多人。王弥劝刘曜曰：“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宫室，不假修营，宜白主上自平阳徙都之。”刘曜嫉之，以“天下未安，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守”，不用王弥之策，焚洛阳而去。西晋王朝至此已基本消亡。自此北方大族及居民为避战乱，纷纷迁往江南，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