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遗存的真相及丢失的文字

李维明1956年11月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8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6年、1992年两次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师从著名学者邹衡教授学习夏商周考古,1989年、1995年先后获历史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曾经历知识青年、工人、中学教师、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大学教师等不同职业,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主要研究夏商考古,已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普及性学术论著1部。

认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遗存

由于始自1928年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将中国历史上商王朝盘庚迁殷以后的历史证为信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逐渐开始了探索早期商文化和更早的夏文化的学术历程。

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历史上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而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所以成为我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重点,投入学力最多。

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刚刚涉足夏商文化研究领域时,主要面临学界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一种体系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为夏文化遗存,晚期为早商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为商代第一位商王汤都西亳,郑州商城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所迁之J都遗存。当偃师商城发现后这种体系又演化出偃师商城早商文化遗存为在商代第一位商王汤都西亳,郑州商城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所迁之J都遗存的观点。另一种体系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遗存,郑州商城为商代第一位商王汤亳都,偃师商城为陪都。对此,我并没有轻率地发表意见,因为我知道这些学术观点都是体系性的成果,牵一发而动全局。为此,我曾到河南省偃师、郑州、安阳、淇县、山西省垣曲等地对当地出土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标本进行认真地参观学习,对其文化特征进行观摩比较,亲自参与了一些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与整理工作。

为了寻找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下层共处一地的材料,以便在排除地域差和尽量缩小时间差的前提下,比较两者的文化性质,我曾在郑州西北郊区的岔河遗址齐腰深的蒿草中一米一米地观察残留在断崖上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痕迹,寻找有关线索,终于找到了二里岗下层地层单位(h6)叠压打破二里头文化四期地层单位(h10)这样难得的材料,通过整理分析,基本上确定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化,分别是夏商文化的代表。通过曲梁、岔河遗址出土夏商文化遗存的分析体会,我还对学界已经建立二里头文化编年和郑州商文化编年进行了增补。

在对二里头文化,郑州商文化,偃师商城,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先商文化材料做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之后。我基本上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遗存,郑州商城为商代第一位商王汤亳都,偃师商城为陪都的学术观点。我的理由是,郑州商文化编年数以百年计,完全可以包容从第一位商王成汤到第十一位商王仲丁迁离所经历的六世商王,将文献所谓汤始居亳,从先王居的记载与考古学文化编年联系,可以推断郑州商城应始建于夏代,即考古学上所称先商文化时期。证明郑州商城为商王朝亳都的另一个十分过硬的证据是这里出土有东周时期的亳、亳丘、十一年陶文,有学者将这些陶文与《左氏春秋经·襄公十一年》所记同盟于亳城北相印证。

发现刻辞上丢失的乇字

十分有意思的是,2003年春sars病役流行期间,我在翻阅有关郑州商文化材料时发现,学界对1953年4月出土于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西北部考古发掘工地的一件残断牛肋骨刻辞的释文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为了究其根本,我查对了原材料,结果发现这片刻辞上并非像学界从1954年到2003年近50年时间所言的10个字,而是残存有11个字。由于我当时正在考虑亳的字意和时代流变,翻阅了不少材料,所以立刻就认出所遗漏的这个字是乇字,这样就在这条刻辞中首次发现了乇土,由于《说文解字》记亳从高省,乇声,所以我判断这里的乇应当就是亳字较早的写法,乇土就是设立在商王朝首都的亳社,是商都举行祭社活动的场所。如此判断不误,这里出土的东周时期亳字陶文和文献记载的亳城就有了更早的源头,出土文字证据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商代。同属商代早期城址的偃师商城,不仅城池规模远小于郑州商城,同期文化内涵的王气也无法同郑州商城比拟,而且有关偃师商城为汤都亳的文献时代早不过汉。由此判断,郑州商城为商王朝首都汤都亳的见解更有说服力。

在研究方法上,我还尝试引入数学概率统计的方法对二里头文化分期、碳十四测年数据、文献记载的夏年进行聚合,大体推断夏王朝的年代跨度大致起始于公元前21世纪与公元前20世纪之交,终止于公元前17世纪与公元前16世纪之交,约400年左右。我认为,历史的生命线在于年代。历史学家也好,考古学家也好,研究的一切的一切,基础就是年代。没有这个,历史无法可谈。

到现在,李维明仍然保持着不交际、不聚会的习惯,到现在也没有手机,不在家里就在单位。他家的客厅像一个中药铺,柜子上整齐排列着一个一个的小抽屉。在柜子到天花板之间,整齐码放着一排排纸盒。他告诉我,这些抽屉和纸盒里面全都是他从硕士研究生期间开始到现在做的卡片,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张。曾有学生提出把这些卡片去复印作为资料,但是卡片数量如此之大,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他说,这是自己做学术的根本,自己做学问是知十说一,所以著作不多且多为论文。他强调,在学术上没有投机取巧的捷径可走,只有用笨办法,一切都要从基础做起,自己说的任何东西都有出处且喜欢厚积薄发。在宏观与微观之间,他更注重微观,以小见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他的家里挂着很多自己的画,用我们美术专业出生的人的话来说,这些画够得上专业水平。他称,自己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投入,比如,在画雨景的时候,曾打伞在雨中画了几个小时。高度的专注力和长年累月的积累———这或许正是当今学界最为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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