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
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为钱五十。（事见《李文公集》卷九。）
贞观时的米价，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这可信吗？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史官的伪饰。
那么出现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