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人们，想必都会记得雍正即位后推行的三大改革政策：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对于前两者，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至少从字面意思上也能猜个大概。但至于火耗归公，可能会相对陌生些。
那么，这个"火耗归公"究竟是什么意思？雍正为什么要大力推行这项政策呢？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明白什么叫"火耗"。火耗，又叫"耗羡"，是指地方官在征收课税时，会要求纳税者在规定税额外再多交一部分。为什么要多交一部分？这就要讲到火耗的起源。
火耗出现于明朝，张居正改革时，推出"一条鞭法"，明确规定的将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税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但由于地方官从百姓手里得到的大多是碎银，因而需要以火熔化铸成银锭才能上缴国库。在重铸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银两损耗的现象。故而这种因为铸银而产生的、需额外缴纳的税款就被称为"火耗"。
征收火耗，其实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因为不仅是重铸过程中会有银两损失的情况，在日常使用时，现银也往往会因磕碰、磨损等原因造成流失导致分量不足。但是这种损耗的数量往往都是很小的，而且是不确定的，但地方官员在征收时往往要求纳税人多交火耗，甚至每一两白银竟要收四五钱的火耗，这可不就容易激起民愤嘛！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怪就怪明朝规定的官员俸禄实在是太少。各级官员仅靠朝廷发的工资，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开支，连体面的生活都无法维持。而且，你也不能指望谁的觉悟都跟况钟、海瑞一样高。所以那些收上来的火耗钱，基本都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成为了他们极为重要的"灰色收入"。
明白了火耗，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火耗归公"，就是要将这些落入官员私家口袋的火耗钱统一上缴国库，归公家所有。清朝建立后，由于"清承明制"，其官员俸禄也基本上向明朝标准看齐（七品知县年俸仅45两）。这样一来，觉得工资不够花的各级官员又想到了"火耗增收"这一妙招。
于是乎火耗不仅没有随着明朝的灭亡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反而愈演愈烈，有的地方甚至一两银子要收六七钱火耗。更严重的是，有人收50%的火耗，很快就有人敢收100%的；有人收一倍的，很快就有人敢收两倍的。这不但导致官场贪腐横行，更令百姓苦不堪言。由此产生的抗缴火耗的民变在清朝初年可谓遍地皆有，常常令官府头疼不已。
那么，既然征收火耗不得人心，那么为什么不取缔？其实，早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陕西巡抚噶什图即上奏建议"量留本官用度外，其余俱捐补合省亏空。" 噶什图的建议，可谓有了"火耗归公"的雏形。但此时的康熙早已倦于政事，加上"九子夺嫡"的折磨，他不想、也没有精力再去碰触这个敏感的话题，火耗改革也就此耽搁下来。
雍正上台后，为兴利除弊，同时也为缓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于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推行"火耗归公"。清廷规定：各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厘定火耗的额度，征缴之后统一纳入国库并登记造册。征收的火耗除填补国库外，多出来的部分以养廉银的形式下发，作为各级官员俸禄之外的一项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
可能有人会问：不管火耗是归私人还是公家，这不都是民脂民膏吗？这么做和不归公有什么不一样？大不一样！原先朝廷收3两银子的税，地方官收9两，自己赚6两不说，老百姓怨声载道，骂得都是朝廷，好处全是官员的。现在呢？哪怕你收100两，也都是朝廷的，官员毛线都没有，你敢捞一分立马治罪，傻子才去收高得离谱的火耗。这样无疑有效解决了自明朝起就长期存在的地方官横征暴敛的弊政，对百姓而言自然是减轻了负担。
然而，雍正推行"火耗归公"，无疑是站到了整个官员集团的对立面，那些"小金库"被清的人岂能愿意？要知道，士绅阶层在明清时代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一旦政策没搞好，就有可能动摇国本。对此，雍正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他首先宣布，在最主张实施这项政策的山西试行"火耗归公"（山西巡抚诺敏和布政使高成龄是最早上奏推行"火耗归公"的雍正朝官员）。当年，山西共上缴火耗银43万两：20万两弥补亏空，9万多两作公费，其余作为各官养廉银。这其中，知县级别官员得到养廉银500至1500两。如此官员有了好处、朝廷补了亏空、百姓减负担，这般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雍正在各级财政机构选派能臣干吏，对各地账目实施清查，严防舞弊。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李卫，当时被任命为户部郎中，负责主持"火耗归公"相关改革事宜。有位亲王自恃位高权重，再三暗示李卫，他要把火耗收到自己腰包里。李卫见状，便下令将这位王爷想要的火耗银装箱，然后在箱子上贴上封条，写上"亲王火耗"，而后在户部大门口一放。这样一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拿走这火耗银，面子还往哪里搁？亲王无奈，只好向李卫道歉，于是"火耗归公"便顺利铺开了。
再者，派出钦差大臣不断明察暗访，广泛收集民情，制定合理的火耗比例；同时对仍敢顶风作案的官员，严惩不贷，绝不手软，甚至不惜开杀戒，以儆效尤。在雍正的努力下，河南、山东的火耗比例由之前的四到七成分别降至13%、18%，其他各省普遍降至10%20%，富庶的江浙一带只有5%。这一改革措施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官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
不过在封建专制的大环境下，官僚贪污腐败是个痼疾，仅靠一两项措施是无法根治的。雍正死后，地方官开始于火耗之外暗中加派杂税，滥征之风再起。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仍然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改革尝试，也取得了十分积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