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臣琦善是个倒霉的角色，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缴烟引起战争，他临时接任，实在是为林则徐擦屁股。他经过外交、战争的双重努力后，发觉对抗之不可行，自作主张与英国签订了求和的《穿鼻条约》，已是在当时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损失最小的结果。但朝廷那时候尚不理解己方和对方的真正实力差距，认为琦善此举是卖国求荣，将其锁拿解京，查抄家产，发军台。后来英国炮舰北上，连下吴淞、上海并占领镇江，此时朝廷才知对方厉害，经反复谈判签下《南京条约》，其实与琦善之前的主张并无多大区别。
当时的皇帝道光事后明白错怪了琦善，又重新起用他，让他做了驻藏大臣，后又任过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等。琦善最后病死于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
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期间，侦办过一个外国人擅闯藏区的案子，被扣的外国人叫古伯察，是个法国神父。古伯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与琦善的一段交往，其中提到了琦善对鸦片战争、对政局、对中外政治制度的看法，现在读起来颇有意思。
在古伯察的描述中，当时六十多岁的琦善是他们“在中国人中所遇到过的最为庄重、最为和蔼可亲和最为才华横溢者”，他喜欢夸耀自己对西方文化和欧洲事务的了解，喜欢当众阐释自己关于西方的知识，但当被提到他的短暂的两广总督经历时，他表现得很不自然。
在他们彼此熟悉之后，琦善向古伯察打听义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的商务代表，在当时起大使的作用）的消息，他对义律颇为赞赏，也很为对方的遭遇担忧，他说：“义律心肠很好，但他不会做决定。他被处死了还是被流放了？”当古伯察告诉他英国并没有中国这样的制度，失败的官员仅仅下台即可时，琦善很感慨：“你们的官吏们比我们幸运。”“我们的皇帝不能知道一切，但他却判决一切，而任何人又从不敢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如果皇帝说这是白的，那么我们就要跪下来说‘是，这是白色的。’如果他接着指着同一物品说‘这是黑色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跪下并回答说：‘是，这是黑色的。’皇帝可能会对有胆量指出错误的人这样讲：‘你说得对。’但他同时便令人将此人绞死或者斩首。”“我们不像你们有个‘众头议’（指众议院）。如果你们的皇帝逆正义而行，那么你们的众头议会出来阻止他的旨意。”
琦善还讲了1839年皇帝如何处理与英国人的重大交涉事件。皇帝召集了包括他在内的军机处八名中堂，向他们介绍了南方发生的事情。他对他们说，有些来自西方的海上冒险家们表现出了反叛和不服皇名的事件，应缉拿他们并严惩不贷，以便对所有那些试图模仿他们不端行为的人做出儆戒……皇帝表达了其观点后，就询问军机处的意见，四名满族中堂马上跪倒奏道：“喳！主子的吩咐。”四名汉族中堂也马上跪倒并奏道：“是！皇帝的天恩。”除此之外，再未补充任何话。
琦善说，他个人坚信中国人无力抵抗欧洲人，除非是改进武器和改变古老的习惯。但他从来都小心谨慎地不敢向皇帝呈奏，因为当这一上奏不准时，他就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