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诸城刘氏家族在清代十分显赫，先后出了11位进士，7位二品以上高官，乾隆帝为其赐字“海岱高门第”。尤其是刘统勋、刘墉父子在乾隆年间同朝为大学士，刘墉之侄刘之在嘉庆年间任尚书，3人死后分获谥号“文正”“文清”和“文恭”，被称之为“一门三公，父子同宰”。
刘统勋：练达端方，秉公持正
刘统勋，字延清，先后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和刑部尚书、陕甘总督、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职。他任大学士长达12年之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的汉官。乾隆帝对其非常倚重，说他“练达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比，故凡审决大狱，督办大工程，悉命统勋前往莅事，无不治者”。
刘统勋为官正直敢言，不结党营私。在左都御史任上，上书直陈当时权势极大的大学士张廷玉和吏部尚书讷亲拉帮结派，结成朋党，朝野人士为之赞许，也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刘统勋作为朝廷重臣，常在朝中参与机务，与内廷宦官多有见面机会，但他“从不与内侍交一言”，加以避嫌。当时官场多以门生故吏形成朋党，他担任会试主考所录之人都自称是其门生，纷纷要拜他为师，但刘统勋从不与之交结，纳为己党。在向朝廷举荐人才时，他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嫌。如乾隆帝让刘统勋举荐《四库全书》总纂官，他当即推荐纪晓岚，而当时纪因触怒皇帝正发配西北，朝中无人敢为其说话。刘统勋了解纪晓岚博学文史，堪当重任，不因他是自己门生而刻意避嫌。
刘统勋为官多年，但从不为己谋求私利，《诸城县志》记载他“家故有田数十亩，敝庐一处，服官五十余年，未增尺寸”。由于清正廉洁，刘统勋倍受倚重，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乾隆帝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多次受乾隆帝委派到各地巡视，对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巡抚郭一裕以上贡为名收购黄金中饱私囊案，西安将军都赉侵饷案，归化城将军保德侵吞公款案，江苏布政使苏崇阿侵吞公款案，江西巡抚阿思哈受贿案等一查到底，绝不手软。这些大案涉案人多为满洲高官显贵，刘统勋不惧危险，及时果断处理，打击和震慑了贪官污吏，对当时政治清明起到了重要影响。
刘统勋为官处事认真负责，重视民生。当时黄河水患不断，且因黄河与运河交汇，黄河泛滥河床淤高，严重影响运河的畅通。在乾隆朝前期，刘统勋是治黄和保运工程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从乾隆十一年到十八年，几乎每次黄河、运河出险，他都前去指挥治理。在治理水患过程中，他熟练掌握了防患和河运知识，“凡十视河堤，两修海塘，前后章疏数十，皆合机宜，剔除积弊，利赖民生”。他为安定黄河、运河两岸人民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河南百姓曾在黄河岸边为他立生祠，以示纪念。
刘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刘墉，字崇如，刘统勋长子，也是著名的清官。以他为原型改编的影视作品，让“刘罗锅”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
刘墉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在乾隆朝先后任知府、巡抚、左都御史、尚书、总督、协办大学士等职。在嘉庆朝，他又因向乾隆帝要回传国玉玺及协助清除和而受到嘉庆帝倚重，成为大学士兼太子少保，有“定册元老”之称，权力和地位居汉臣之首。
刘墉数十年宦海生涯并不平坦，经历了几次起伏升降。他受其父教导，一生清正廉洁，勤于政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比如，在安徽和江苏学政任上改革教学与考试陋习，改变不良学风;在太原清理陈年旧案，充实地方仓储，受到百姓赞扬;在江宁因为公正清廉，断案明察秋毫，老百姓称之为“包龙图”，风行一时的话本《刘公案》就是根据他任江宁知府时的事迹编写的;在湖南巡抚任内，他又盘查仓库，修缮城池，开采铜矿，救济灾民，革除陋习。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受命与和等共同查处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国泰与和交情很深，刘墉到时，他早已做好应对准备。刘墉等人查验历城库房，发现库银并不短缺，但细心的刘墉从银两颜色型号不一中发现了疑点，深入调查后，得知是国泰借商号银两凑数对付。刘墉随即贴出告示，要求各商号不得借给官府银两，如果借出即行收回，否则全部充公。由此一来，官府库银顿时清空，国泰只好认罪。在乾隆帝支持下，刘墉一查到底，国泰等首犯俱被处死，向他们行贿的官员被撤职查办，成为当时震动官场的一件大案。
乾隆晚年权臣当道，刘墉在担任南书房行走后，就很少发表尖锐意见，以明哲保身。这与他吸取了以往政治斗争的教训有关，但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作风并未改变。在嘉庆元年（1796年）禅位大典上，乾隆帝未带传国玉玺，传玺给新君嘉庆帝的仪式难以进行，在场的大臣们害怕得罪乾隆帝，不敢向其明言，只有刘墉挺身而出，向乾隆帝追回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