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历朝历代，功臣难以善终似乎是个难以跳出的怪圈。雍正年间的年羹尧，在其风光之时，有位来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向其投书，其中大肆奉承，说阁下乃词林之真君子，当代之大丈夫；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史上无人可及；什么郭子仪、李元昊、裴度之流，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阁下勋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不啻于宇宙之第一伟人。上书还不够，汪景祺又写了六首专门吹捧年羹尧的七言律诗，其中有这么几句：词臣帝简抚巴川，开府岩疆十二年；克敌星奔千里寇，宁人月静百城烟；叠鼓鸣笳听凯奏，前歌后舞望车尘；芜词敬赋从军乐，欲谒千秋第一人。诚可谓马屁拍得山响。
要认真说，拍马屁也是门官场学问，汪景祺的功夫就很到位，年羹尧阅后心花怒放，于是将其收入幕中。汪景祺是个不得志的帮闲文人，他去见年羹尧原本只为打秋风，谁知这一打，给自己打出了大灾祸。不久，汪景祺又给年羹尧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其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平乱后，往往又猜疑功臣，认为功臣既能定乱，必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汪景祺上书之日，正是年羹尧受宠之时，他对汪的劝告不以为然，未作理会。不料后来年案爆发，浙江巡抚福敏、杭州将军鄂弥达奉命查抄年羹尧住所时，汪景祺所写的《西征随笔》被发现，据其奏报，臣等公同搜查年羹尧内室并书房，橱柜内书信并无一纸。随将伊家人夹讯。据供，年羹尧于九月十二日将一应书札尽行烧毁等语。及问年羹尧，供词无异。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待雍正看到《西征随笔》后，那真叫恨得咬牙切齿，其在书封上痛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据说，此、种二字间似脱漏一杂字，雍正之怒，直透纸背。
那么，汪景祺究竟何许人也，他在《西征随笔》里又写了什么，竟惹得雍正如此大动肝火呢？说来此人也非下层，其父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其兄汪见祺曾任礼部主事，也算是高干子弟，而汪景祺少时即有文名，只是科场上远没有年羹尧那般一帆风顺，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年届四十的他才考中举人，其功名之渺茫、仕途之惨淡，几乎已成定数。虽说久困于科场，但汪景祺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如其在《西征随笔》中说的，忆少年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与友者，直到五十岁后，渐知素昔之非，降心从人，折节下士。也就在这段时期，汪景祺被年羹尧延请入幕，随同游历，之后即将西北地区的见闻记录成书，献给年大将军作纪念收藏。事后，年羹尧未以此书为不是，获罪时亦忘记加以销毁，由此牵涉两人，成此大狱。
除以上马屁诗文及《功臣不可为》外，《西征随笔》中触怒雍正处颇多，其中有妄议朝政的，有对年羹尧、胡期恒歌功颂德的，更有拿康熙老爷子开玩笑、说皇帝挥毫不值钱的。所有这些，最后都成了定罪的依据。汪景祺最严重的当然是皇帝挥毫不值钱这句，其中原委是这样：康熙南巡无锡时，士人杜诏道左献诗，康熙颇许可之，遂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则有云淡风轻近午天之句。某无锡人听说后，以为皇上题词未免浅薄，遂戏作一七言绝句，曰：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云淡风轻近午天出于北宋理学家程颢的名诗《春日偶成》，原诗为：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此为南宋谢枋得编的《千家诗》第一首第一句。想必知道其中危险，汪景祺书中未说这个无锡人是谁，但不欲言其姓名的结果则成了自己有意讥讪康熙皇帝（不排除就是出自汪手）。退一步说，即使不是汪景祺所作，其将此事此诗纪以入书，已有明显的讥讪故意。这在当时，可是要被杀头的。
再有对时政的讥讽，汪景祺说雍正清查亏空以来，诸臣承望风旨，搜根剔齿，惟以刻薄为能事，甚至辱及妇女，祸至儿孙，如山西介休知县卒于官，亏帑数百金，山西巡抚诺敏行文陕西清查其乾州老家，仅查得破屋十余间，基地五分，又地五十余亩而已，而惊恐之下，两子皆惧罪亡命；再如西安府临潼县令丁某，病故后亦以亏帑，后查其家产，仅银戒指六枚、银簪二枝，及男女衣服十六件，并妇人之亵衣在焉。亵衣即今之所谓内衣，汪景祺对此大发议论：呜呼！罪人不孥于妇人，何罪而至褫其亵衣以为快？况所值几何耶？
此外，汪景祺在书中大肆菲薄吏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张鹏翮，并借机妄议康熙及皇太后尊号，说什么德妃皇太后及康熙清圣祖之尊号都来自张鹏翮的自作主张，并连用了三句谁敢有异议者，以增加其戏剧性。这篇文章中，最前一段说张鹏翮在翰林院时，貌如好女子，诸同年皆戏弄之，散馆时康熙也说他竟似戏旦，张鹏翮大惭之余，才矫强修饰，自称道学先生。后面一段就更不像话，说张鹏翮为部郎时，一日早朝归，朝衣未脱而与仆妇行淫，结果被夫人抓个正着，张朝衣冠偕寸丝不挂之仆妇跪受责。张鹏翮是康熙朝的名臣，雍正初殁后被树为典型，其为官数十年，素有清廉之名，汪景祺之谈多属无稽，而其文中用笔轻薄，如同有色段子，这是不甚妥当的。令雍正不可容忍的是，书中竟将康熙及皇太后的尊号来历以讲笑话的方式揉入，这等大不敬，比吹捧年羹尧更为严重得多。此外，汪景祺还曾非议雍正之年号，说正字有一止之象，历来有正字的年号如正德、正统等都非吉号。这等妄议，在当时何止会断送自己性命，就连家人、亲友也得被连累。
事后，汪景祺按大逆不道罪被斩立决并枭首示众，其妻发遣黑龙江与穷披甲之人为奴；其亲兄弟及侄辈俱革职，发遣宁古塔；五服内族人，无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查出后俱革职，并交由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这等牵涉面，比年羹尧还要严重。汪景祺或许有些无聊或无耻，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本小册子竟会带来如此灾祸。据说，其妻遭遣发时，家人设危楼，欲其清波自尽，以全其名。但是，死生乃千古艰难之事，其妻仍欲求生，盘膝匍匐而渡，见者伤之。至于汪景祺就更惨，他的首级被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直到雍正驾崩、乾隆继位后，在左都御史孙国玺的请求下，汪之头颅才被取下掩埋。政治之案，文字之狱，惨烈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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