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7年，元至正丁未年九月，以盐贩子出身、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政权在朱元璋部的进攻下宣告灭亡。这标志着环顾宇内，朱元璋已几乎没有强大的对手，其统一中国的伟业基本奠定。苏州城被围长达数月之久，因为之前朱元璋已剪除苏州的羽翼，苏州孤城实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之绝境，史籍上描写当时城内“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枯革以食”。但在这种困境中，张士诚仍然拒绝投降，曾谋划多次突围均未成功，于城破时上吊自杀，为冲进张府的朱元璋军士所救，然后被作为最大的战利品，送往南京。在凯歌声中，随同张士诚及其文武官员一起被押解去南京的，还有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今上海）等地的官吏家属和外郡流寓的百姓，计二十余万人。在老对手面前，阶下囚张士诚还是颇有骨气的，闭着眼睛，既不说话，也不吃饭，赐给衣冠也不接受，最后被赐死（或曰自杀）。
张士诚原先统治的以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为主的江南地区，现在归入了朱元璋的版图。但“江南”带给朱元璋的，却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喜悦。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访让朱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吴地的奢华让他厌恶，吴地的民风更让他不懂，这样一个江南是他这个新天子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登基不久，朱元璋对江浙地区的整饬就开始了。
整饬全面而系统，整饬的动机，则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更有政治和文化的深谋远虑。什么样的深谋远虑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削弱这一地区的异己意识，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由于历史视界的狭隘，朱元璋对江南的严厉整饬又带有一种传统的、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道德理想，包含着对于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恐惧和仇视。
朱元璋对江南的整饬，首先是从经济的压榨开始的。
明初江南重赋之谜
所谓“江南重赋”，是指明朝在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四府，赋税特别苛重的一种现象。对江南实行重赋，是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在明代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朝在野的官绅士庶对这一政策都有激烈争论，改革的呼声居高不下，但终明之世，“江南重赋”并未有实质性的调整。
在开国奠基后，朱元璋为什么要对江南地区科以重赋？这是个历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即此乃朱元璋个人泄愤的产物。在朱元璋夺鼎的艰辛历程中，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除了元王朝和“以强恃”的陈友谅，就是“以富恃”的张士诚，而苏、松、湖、嘉一带正是张士诚的大本营。朱元璋消灭陈友谅，移师进攻张士诚所占据的苏州城时，向来被视为民风柔弱的苏州人曾作殊死抵抗。所以，前人多认为，为发泄对支持张士诚的江南军民的不满，朱元璋登基后，便故意对张士诚原辖的地方加征重赋以示惩戒。清人所修的《明史》就采信了这一说法。
但这一说法遭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韦庆远先生是攻治明清史的专家，著有《明清史辨析》、《明清史新析》等著作多种，他所撰写的《明初“江南赋税畸重” 原因辨析》就是质疑陈说的一篇论文佳作。韦先生重点从江南赋重的历史渊源、明初社会经济情况等方面入手，力图说明，“江南重赋”政策并不是朱元璋个人主观意识决定下的产物，而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而韦先生反驳旧说，最有力的一个论据是：如果说江南重赋是因为朱元璋对江南军民支持张士诚不满，那么他为什么不对曾经支持陈友谅的江西、武昌军民也一样施以重罚？须知，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
韦先生的文章，从学理上讲，是无懈可击的，尤其是那最后一个驳论，更几乎让旧说无立足之地。不过，分析历史事件，固然需要充足的史料和敏锐的识见，但同时应该对事件中的人物心理有深刻的体察，这也就是前人曾经说过的，“论史要能撄人心”。而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韦先生的论文又不免可议之处。
诚如韦先生所说，“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其时陈友谅声势极盛，从实力上讲在朱之上，鄱阳湖双方决战，虽然最终的大赢家是朱元璋，但以斯时形势之险恶、胜负之反复，朱氏实在只是运气好一点，“幸胜”罢了，对这一点，朱元璋本人也毫不掩饰。而到了朱元璋进攻张士诚的时候，形势却迥然不同，这时只要稍有智识者，就会对战局的走向一目了然：消极应战、苟延残存的张士诚哪是如日方升的朱元璋的对手呢？这从朱元璋战前的动作也能窥出端倪：他对张是百般劝诱，指望兵不血刃，而对陈友谅，却根本未存劝降的奢望，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以张士诚的实力，只有向自己投降一途。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张士诚硬是在重兵围困之下，死扛了近一年，张士诚本人对他的招降也表示轻蔑!仅以常情常理分析，朱元璋在灭陈和灭张这两大战役中，其心理是大大不同的。灭陈，因为是“幸胜”，只会有满心的喜悦，灭张，一个为他所藐视的对手却负隅顽抗，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怎不令他恼羞成怒呢？这就好比下棋，一个人面对高手，如果赢了，即使胜来不易，他也会非常畅快，但如果一个向来为自己所瞧不起的对手却偏要战至一兵一卒才肯认输，虽同为胜利，那心理和情绪却显然有天壤之别。从这一视角分析，不是陈友谅，而是张士诚及其所辖江南地区让朱元璋感到羞愤，最后连累江南民众背负重赋，就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作为文化的江南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
自南宋以来，江浙沿海的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元统治者更是趋近“功利”，大力倡导海运，鼓励商业，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元末江浙地区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二是给以“崇本抑末”、“重义轻利”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特质。同时，因为元朝统治者管理相对粗疏，对民间风俗变化不太放在心上，清规戒律较少，江南文化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也随之得到了蓬勃发展。元末大乱，张士诚割据江浙，他实行的仍然是元王朝的统治政策，所以，虽在战乱之中，但江南地区偏安一隅，文化并未受到摧残，反倒呈现出一种奇异或曰畸形的繁荣态势。
提到元末江浙地区的文化，不能不说到两个人物，一个是大诗人杨维祯，一个是从富商到文人、又是文艺赞助者的顾瑛。这两个人又因为顾瑛所构筑的私家园林“玉山草堂”而紧紧连在了一起。
顾瑛，字仲瑛，又名阿瑛，别号金粟道人，从小生于官宦之家，祖父任职元廷时，定居江苏的昆山界溪。因为统治者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元朝的士风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突出的是不再视商贾为恶俗。顾瑛得风气之先，十六岁时就在商海中搏击，不到十年，顾瑛再回昆山时，已一跃成为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
成为巨富后的顾瑛开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选择：一是脱离商界，将产业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则潜修文艺；二是在昆山构筑玉山草堂，草堂内不仅有园池亭榭之胜，更有主人耗费大量财力搜集来的古书名画、鼎彝珍玩，从而使这个草堂成为文人最理想的游赏休憩之所。此后数年间，顾瑛依仗其雄厚财力，广邀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高会、啸傲山林，以文采风流著称于东南。“玉山雅集”遂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显赫的符号。
据统计，“玉山雅集”前后约有一百四十余位文化人参加，诗人、古文家、学者、书画家众角齐备，另外还有助兴的乐师和歌伎、舞姬，真是高朋满座，胜流如云，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实为空前，以致“四方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之焉”。他们或饮酒赋诗，或品鉴古玩，或挥毫泼墨，或清谈名理，或寄情山水，或观赏歌舞，无不尽兴而罢，可谓极世俗人生之乐事。
参加“玉山雅集”的名士中，就有像诗人杨维祯、画家倪云林等这样的一代文化巨子。杨维桢在玉山草堂所做的最腾播人口也最让人诟病的一件事是所谓“妓鞋侑酒 ”。当年，这个大才子到底是将酒杯置于妓鞋中，还是直接以妓鞋盛酒，据说曾引来好事者津津有味的考证，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惊世骇俗的动作更像一个行为艺术，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艺术的表演者要借此表示他自己乃至整个江浙文人对僵硬礼法的蔑视，张扬一种新的价值。什么样的新价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性的包容和尊重。在杨维祯们看来，普通人那些世俗的欲望实在没什么可耻的。我们看到，过去被文人鄙视的市井生活，尤其是行商坐贾的逐利生涯，在文人笔下第一次显得那么明丽和健康，昔日总要以“发乎情止乎礼”来规范的男女情爱，也开始回到人性的常轨。“为郎歌舞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杨维祯笔下的少女，已不再是娇弱的病态，而更具粗豪、本真之美；“郎去愁风水，郎归惜岁华。吴船如屋里，南北共浮家”，诗中商人之妇流露出的对丈夫真挚的情感，还需要如白居易那样的文人去格外恩赐和怜悯吗？旧文人门槛很高，可是在杨维桢这里，却没有各种身份的限制，他遍交各个阶层的人士，和他诗文唱和的，有制笔者，甚至还有替人理发的手艺人，他所编的一部诗集中，某位商贩的作品居然赫然在目。缺乏新的价值观的支撑，没有对世俗生活的热爱，文人就会永远自以为高人一等。
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商人被贬抑的社会不能称作正常，崛起的商人阶层如果缺乏对文化的热情，不准备使自己获得除金钱以外的尊重，也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元末富商们，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化的认同。他们不仅舍得为“附庸风雅”而大把花银子，更迫切希望使自己和整个家族真正风雅起来。于是，在元末江浙地区，由富商主持的如顾瑛“玉山雅集”一般，纯粹私人性质的“文艺沙龙”一时蔚为大观，文人们在这里被待为上宾，商人们也从文化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士、商良性互动的一幕，终于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
而像这样一个“文化的江南”，却是从乡野里崛起的朱元璋所无法理解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民风淳朴、士农工商按儒家传统规定的秩序各安其位的小农社会。而商业文明发展以后必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又使这个新天子深深恐惧和仇视，他认为这是不利于其控制的。因此，他既要从经济上压榨江南，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于工商业而带来的社会富庶与奢华，同时，作为文化的江南也是他要竭力扼杀的。
“文化的江南”风流云散
史料证明，朱元璋对江南的民风和士风早存不满。据《明实录》记载，早在明朝建国前，朱元璋就曾经这样训诫归顺的张士诚旧将：我所用的将领多半是濠泗、汝颖、寿春、定远（现均归安徽省）诸州之人，他们勤苦俭约，不知奢侈，不像你们江浙人，因为富庶就耽于逸乐。现在你们既然归顺于我，就一定要把过去的习惯和毛病好好改掉。
统一天下后，江南虽然已是新天子朱元璋的“王土”之一，江南百姓也无一不是他的“王臣”，但他对江南和江南百姓的疑惧却是并不隐讳的。
明王朝对江南实行的重赋政策是其一；在攻下苏州数月之后，朱元璋下令强迫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临濠（今安徽凤阳），这些人甚至被禁止回乡扫祭祖墓，违者受到严惩。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要着。
除此之外，朱元璋对江南人士还充满了强烈的不信任。据考证，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苏州知府竟然换了三十次，而且这三十人当中，遭到“左谪”、“坐事去”、 “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等严厉惩罚者就有十四个。尤其是洪武七年发生的苏州知府魏观被诬谋反冤案，更牵连大批江南名士掉了脑袋。朱元璋对江南士人的猜忌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洪武二十六年，他下诏：“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住户部”，个中原因正如明末人谢在杭所分析，因为户部是管理天下钱粮的地方，而江浙赋税又最多，所以朱元璋特别害怕江浙人进入户部当官后给他玩猫腻；史书上说，在朱元璋当政时期，“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
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元末发展起来的文化的江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观残破、精神枯滞的江南。
明朝建立后，作为文化江南代表人物的几个知识分子，除了杨维祯被召见又放还，不久病死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得到善终。玉山草堂的主人顾瑛父子被勒令迁徙后，于洪武二年在穷困中客死于安徽凤阳；明初所谓“吴中四杰”，高启受魏观案牵连被腰斩；杨基因别人进馋言，被罚苦工，卒于工所；张羽因事牵连流放岭南，召还，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途中投江自杀；徐贲也是因小故被逮下狱死。与“吴中四杰”交游的尚有其他六人，加起来号称“北郭十友”，也全都没有好下场。
云蒸霞蔚、活泼泼的元末江南文化从此风流云散。
许多人对此是不甘心的。“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在世时，曾经向一个朋友打听故乡的情况，朋友告诉他“吴中风景，大异往昔”，他不禁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非常深沉的诗：
三年身不到姑苏，
见说城边柳半枯。
纵有萧萧几株在，
也应啼杀城头乌!
这样一个衰败的江南，即使是城头的乌鸦，也要兴起浓厚的今昔之感!
江南的复苏，要等到明中叶以后了。直到明弘治、正德年间，随着政治上的松动和经济上的发展，萧条已久的江浙地区才重新恢复了活力。一本叫《寓圃杂记》的笔记记载：“吴中自号繁华，自张氏之据，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在这里，江南城市的演变轨迹是一清二楚的。人才每代都有，关键在于统治者采用什么样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弘治、正德两朝，统治者明孝宗、明武宗都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英主，明武宗更被指为荒淫的庸君，而恰恰是在他们的手下，江南经济和文化才又得到了恢复性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与其说是他们的措施多么得当，毋宁说根源正在于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皇权统治者控制力的削弱，对一个企图代代相传的专制王朝可能是个坏消息，但于激发民智和社会进步却是充分利好。
注意这一段：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商人被贬抑的社会不能称作正常，崛起的商人阶层如果缺乏对文化的热情，不准备使自己获得除金钱以外的尊重，也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元末富商们，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化的认同。他们不仅舍得为“附庸风雅”而大把花银子，更迫切希望使自己和整个家族真正风雅起来。于是，在元末江浙地区，由富商主持的如顾瑛“玉山雅集”一般，纯粹私人性质的“文艺沙龙”一时蔚为大观，文人们在这里被待为上宾，商人们也从文化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士、商良性互动的一幕，终于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
当富裕的商人和知识份子、艺术家结合，像不像中国版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