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明朝，不少人看到的是，明朝是中国古代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又一黄金时期，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鼎盛年代。然而又有多少人看见它在两百多年里，走上了一条由盛至衰的下坡之路呢？我们在牢记明朝初期的辉煌业绩和灿烂文化时，切莫忘记明朝末年也发生了许多不忍目睹、不愿耳闻的丑闹剧、悲惨剧。
据史料记载，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在中国南部，就发生了一起战争史上罕见、足以让大明王朝汗颜的糗事：一股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占绝对优势数量的明军围歼。
原来，这股来自日本的倭寇，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6月7日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他们上岸后一路暴走，遇小县城就攻打，遇官兵就搏杀。在《明史·日本传》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利用用了大量的动词记载这段经历：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
毋庸置疑，这股倭寇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他们特种部队一样的战斗力。《筹海图编》里称：盖此五十三人者，滑而有谋，猛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南陵之战，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率领芜湖骁健，力战独进，全部战死。江宁镇之战，明军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坠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
其中一件事不得不提及，这股倭寇在攻打南陵县城的战斗中，一共受到了四个县的官兵包围，那些明军官兵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逐俱溃。 透过这段《明世宗实录》的文字记载，看出倭寇个个能手接飞矢，除了凸显明军弓软无力外，也体现出倭寇的武艺高强，难怪官军见状愕然后一起崩溃而退。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股仅有五十三人组成的倭寇分队窜到南京后，竟开始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攻城之战。据《明史》载：贼逐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铳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陵关而去。
试想，南京乃明朝之留都，城坚墙厚，守城兵力不下万余，周边卫所明军姑且不论。仅这区区五十三人的倭寇军队，居然敢肆无忌惮对城市发起进攻，真是令人骇异又好笑。骇异的是，他们确实目中无人，把堂堂大明王朝看作是纸老虎，不堪一击；好笑的是，他们确实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南京突遭袭击，自然举城鼎沸。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匆忙下令关闭城门，并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关于这场战斗的详细情况，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文人何良俊，在笔记里有记载：贼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关于这伙倭寇的人数，时人记载不一，有称五十三人，有称六七十人，有称七十二人。考虑到五十三人说法，郑若曾在抗倭总督胡宗宪幕中，战役记载都是出自军方塘报，应该比较正确。
这股嚣张的倭寇，最终下场是被全歼了。8月13日，这股倭寇在官兵追击下，越过武进县境，抵达无锡慧山寺，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贼疲定望亭，次日至浒墅关。
在浒墅关，苏松巡抚曹邦辅、副使王崇古率数千官兵，在陆地、太湖边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在吴林庙官军擒斩了二十七人，剩下的倭寇逃横泾前马桥，躲进一间民舍。官军采用火攻，倭寇抵挡不住拼命杀出一条血路，跑出一大段路后，四散藏在田禾中。官军头目看见田里草露微动，就让手下齐声大喊：贼人躲在田里!草木皆兵的倭寇受惊奔出，被悉数擒杀，没有逃掉一人。
尽管结局是倭寇被全歼，但这股倭寇的战绩却是：横行三省共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包括明朝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郑若曾对此感慨无比：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
不管怎样，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军队，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三千里暴走，硬生生扯掉了明朝的遮羞布，将大明军事上的羞处，赤裸裸的暴露世人面前，真是汗颜难堪、羞愧至极。
何以倭寇如此猖狂到如此地步？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实在很有探讨的必要。
就手边的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导致明朝军队的无能无为，不仅仅是军队的缘故，还有国家政治的影响，更有民心丧失的因素。
其一，军队建设理念不正确。
我们知道，明朝实行的兵役制度，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明朝开国时期士兵总数曾高达一百八十万，这样庞大的军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全靠老百姓供养是不可能的，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军户世袭制方法，保障了军队平战两栖。
按说，这种方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故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无可否认，军队的战斗力肯定会因为屯田劳作，而减少训练时间，削弱专业强度，一旦爆发战争，即便是拥有装备精良、盔甲鲜明的明军，却也打不过装备落后、光屁股的倭寇。
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绘有一幅写实的作品----《倭寇图卷》，由于仇英经历过倭寇之患，对倭寇的形象描述得栩栩如生：头发剃成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赤裸仅穿兜裆布，光脚，手持长枪、弓矢和日本刀。与迹近光屁股的倭寇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的是，画卷上的明军士兵全部盔甲鲜明，阵容严整。可叹的是，明朝中晚期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貌似强大的明军，根本不是倭寇的对手。
比如：嘉靖年间（1552—1553年），一股倭寇从舟山、象山附近登陆，进犯温州、台州，打败官军，攻陷黄岩县；一股倭寇包围太仓县，劫掠平湖、海盐、海宁，杀死官军数百人；一股300人的倭寇，在崇明岛打败了明军副将汤克宽，骚扰了上海、嘉兴；一股倭寇进攻嘉兴，打败参将卢镗，明军伤亡千余，转而劫掠海宁、扬州、泰州，杀死官军无数……
其二，国家政治体制的腐败。
到了明朝中叶，伴随着一些无能无德的君王即位，官场风气日渐腐败堕落，加上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影响，军队内部也毫不例外地出现了不良现象。假如说，军队是台庞大机器的话，已经是千疮百孔，运转不灵了。
譬如，克扣军饷的将领屡见不鲜，不堪重负的士兵比比皆是，都使得军户的大量逃亡变得司空见惯。到了嘉靖年间，军户的逃亡率已经高得吓人，大量卫所形同虚设，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几个人。就连滨海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更要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就算是尽职了，而士兵更是战斗力低下，忙于屯田，乐于领饷，就是不会打仗，上阵后一触即溃。
前线官员章焕曾上疏皇帝，痛心疾首地这样描绘前线官兵：上阵如同儿戏，将无号令，兵无纪律，往往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临阵脱逃、杀民报功者数不胜数。这样一种现状，难道根子不是在投资者身上吗？
其三，海禁政策使民心丧失。
本来，明朝制定严厉的海禁政策，是期望能够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广大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它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
当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成为他们生计的主要来源时，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颁布与实施，显然与民意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做法，更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焉能不丧失民心？
故而当那些来之海上甚至是陆地的倭寇出现，竟占有了天时地利之先机，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是什么造成了民众对倭寇视而不见，甚至部分人还支持倭寇的局面呢？我们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表面上看似民众的觉悟警惕不高、民众的国家意识不强，但实质上其根源就在明朝自己身上。
失民心者失天下，是古往今来被历史证明了无数遍的真理。今天，我们探讨的五十三个倭寇攻打南京事件，不正是这个真理的再一次演绎吗？
这个历史故事，背后警示我们太多的东西。该怎样建设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该怎样构建我们强国富民的宏基伟业？该怎样为民谋利凝聚人心？都是值得深思、值得深省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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