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582年-619年1月20日），字玄邃， 一字法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南），隋唐时期的群雄之一。李密出生于四世三公的贵族家庭，隋末天下大乱时，李密成为瓦岗军首领，称魏公。率瓦岗军屡败隋军，威震天下。在瓦岗军原领袖翟让准备让位给他时，翟让的哥哥却从中阻拦。他不得已杀瓦岗军旧主翟让，引发内部不稳，被隋军屡败。后被越王杨侗招抚，又因与宇文化及的拼杀中损失惨重，不久被王世充击败，率残部投降李唐。没过多久又叛唐自立，被唐将盛彦师斩杀于熊耳山。
李密作出集中全部兵力攻打洛阳的决定后，他的军事参谋柴孝和向他提出了一个放弃洛阳、西袭长安的作战建议。
历史就像一台复印机，总是钟情于重复运动。这个建议四年前作为杨玄感军事参谋的李密也同样给他的上司提起过。
还是复印四年前的情节。那一次，杨玄感把李参谋的建议当成了耳边风。这一次，李密同样让柴参谋的建议自左耳进，从右耳出。
柴孝和建议李密派翟让和裴仁基分别守卫洛口仓和回洛仓两大粮食基地，然后自己亲率全部瓦岗精锐，倍道兼行，直取隋朝政治心脏长安。再然后据守西京，东平河、洛，传檄天下。
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这确实是一条上好的计谋，比攻打洛阳明智得多。然而，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此时的李密思维已经有些短路了，他两只喷火的眼睛始终直勾勾地盯着对手的老帅，早已忘了老帅旁边那些护卫的车马炮象了。他以两点理由否定了柴孝和的建议。
第一条理由是自己的部下都是山东人，如果不打下洛阳，他们肯定不愿意西行入关。第二条理由是说投靠瓦岗的将领多半是强盗出身，组织纪律性太差，互不服气，如果自己离开，这些人一定会“各竞雌雄，如此，则大业隳矣”。
其实，这两条理由都不能成立。军令如山倒，作战部队向来是领导指哪打哪，不存在是山东人就不去山西打仗这一说，真要这样的话，那世界上就无仗可打啦。以李密“虽盛夏，皆如背负霜雪”的严明军纪和其在瓦岗的威信，不可能出现他想打而部下不愿意跟的情况。
第二条理由才是问题的核心。把这条理由所透露出的潜台词通俗地解读出来就是：李密怕自己走了以后，部下“篡寨夺权”，造他的反，革他的命。
李密的担心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其时瓦岗军的组成人员很复杂，除了李密的蒲山公营，还有另外三种类型：以翟让为首的瓦岗元老型、以裴仁基父子为主的官军投降型、以孟让和郝孝德为代表的山寨土匪型。李密担心这三类人趁他离开后会将眼下的“联产承包制”改成“分田入户”的单干制，甩开自己，各个自立门户。
这种担心纯粹多余。翟让要想单干就不会主动让位、裴仁基的势力还不够单干的规模、至于孟让和郝孝德，就更不用担心了，他们本来就是单干了很多年的山大王，形成不了规模才来投靠李密的。
此时的李密已经被权力绊住了脚步，在极具诱惑的权力面前，他畏首畏尾，开始躺在了“保守治疗”的处方上，这种心态和几个月后他担心失去最高权力而谋杀翟让的行为是一致的。
如果李密听从了柴孝和的建议，率领数十万大军直扑长安，极有可能会创立一个新的朝代。因为当时长安的精锐部队不少都随杨广去了南方，防守力量比洛阳薄弱。而且由于多次开仓放粮，瓦岗军在民间口碑很好，西进途中肯定会不断有民众加入。面对几十上百万的军队，长安城根本无法抵挡。最重要的一点是，那时候李渊还没有起兵，当兵强马壮的瓦岗军到达北方时，李渊就已经没有机会兴兵了，否则就会面临瓦岗军的打击。以李渊的明智，他极可能会选择加入瓦岗，接受李密的领导。果真如此，历史就翻了个跟头。
虽然这只是一千年以后的推测，但任何一种结果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规律和特定的轨迹之上的。
历史没有痕迹，但轨迹是可以推算的。
李密要对洛阳动手了。
第一步，他先命孟让带一支军队在洛阳外郊抢掠烧杀，把城外搞乱。那些城郊结合部的居民可倒了霉了，一夜之间就变成战争难民。为了躲避战乱，他们呼啦啦全跑进洛阳城内找保护伞去了。这正是李密想要的结果，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人赶进城内去消耗里面的粮食。
第二步，瓦岗军全线出击，封锁洛阳城一切进出通道，向城内发起猛烈攻击。
瓦岗军进逼洛阳后，越王杨侗立即派人向远在江都的杨广请求支援。杨广生怕洛阳丢失，立即从关内抽调集精兵驰援东都。
洛阳是块硬骨头，当年李密的老上级杨玄感就在这里磕掉了牙，丢掉了命。李密攻占洛阳之路虽然也并不平坦，但由于此时瓦岗寨兵多粮丰，士气如虹，所以，攻城拔县，势如破竹，洛阳守军被李密的瓦岗军打得没有声音、没了脾气。到后来，他们只能凭城固守，等待援军。
从北方调去的关内兵被打垮后，杨广又在河北、涿郡等地调兵急援洛阳，同时派遣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五万江淮劲旅开赴东都。
王世充来了，两个冤家碰头了。此后，王李二人在在洛阳周围方圆百里的战场上鏖战血拼，声震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