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雕像
最近，我们在《书画鉴影》中辑出了朱熹的一封完整书信，经检索不见于现存各种版本的朱熹文集，也不见于历代及今人的各种辑佚，确为新发现的朱熹佚文。该文体现了朱熹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文风，有助于从一个侧面了解其思想性格。兹先考其真伪及作年，再略论其价值。
此书见于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三，同治十年利津李氏刻本。文前题”朱文公手札卷，纸本，高一尺四寸七分，长七尺四寸，凡三纸，计三札，字经（按：疑当作”径“）一寸内外“。此书题为”第一札“。文后题”草书，十八行。札前白文安德□□世家刀印，又一印不辨。札后白文吴越忠孝之家方印，君载方印“。文云：
熹伏蒙别纸督过，伏读震悚。顾实病衰，不堪思虑。若所记者一身一家一官之事，则犹可以勉强。至如元臣故老，动关国政，则首尾长阔，曲折精微，实非病余昏昧之人所能熟考传载。此熹所以不得词于潘、李诸丈之文，而于先正铭识之属则有取（按：疑当作”所“）不敢当也。卅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事，当时只据渠家文字草成，后见它书所记多或未同，常以为愧。故于赵忠简家文字初已许之，而后亦不敢承当，已恳其改属陈太史矣，不知今竟如何也。况今词官万一不遂，则又将有王事之劳，比之家居，见扰弥甚。切望矜闵，贷此余生，毋劳竭其精神，以速就于溘然之地，则千万之幸也。若无性命之忧，则岂敢有所爱于先世恩契之门如此哉。俯伏布恳，惶恐之剧！右谨具呈。朝散郎、秘阁修撰朱熹札子。
据书中所言，朱熹时方系衔奉祠而辞新除差遣。考朱熹生平凡两除秘阁修撰，一在淳熙十六年正月，一在绍熙二年四月。然其转朝散郎系在淳熙十六年九月，故此书当作在绍熙二年或以后。此后朱熹凡数被除官，计有：绍熙二年九月，除湖南转运副使，辞，至三年二月始许补满祠秩。同年十二月，除知静江府、广西安抚使，辞，至四年二月差主管南京鸿庆宫。同年十一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辞，至五年五月赴任。同年十月应召入京，在朝四十日而被逐，从此退出仕途。故此书又当作于绍熙五年或以前。书云：”卅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事，当时只据渠家文字草成。“查朱熹文集卷九十五张浚行状署乾道三年十月作，由乾道三年下数三十年，为庆元二年，显然不合。故此”卅年“只是概数，大约三十年耳。观绍熙二至五年间除官，朱熹最有可能接受的还是知潭州之命。书云”况今词官万一不遂，则又将有王事之劳“，显然已经做好了不得已出山的准备。故我们认为此书当作于绍熙五年正月朱熹最后一次辞潭州任之时，至二月则已拜命矣。此时上距乾道三年凡二十八年，合于大约三十年之数。明刻《祝子罪知录》卷三、四库本《池北偶谈》卷九、清刻《新义录》卷二十一仅录此书残文”十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实，当时只据渠家文字草成，后见它书所记多不同，常以为恨“（今人《朱子全书》所收为《池北偶谈》所录残文），曰何彦澄家所藏朱文公墨迹，其作”十年前“，显误。
书中所云之”潘、李二丈“当指潘畤、李椿，二人皆为朱熹敬重的前辈，先后卒于淳熙十年、十六年。今文集卷九十四有二人墓志铭，分别作于绍熙初和绍熙四年。赵忠简即赵鼎，南宋名臣。陈太史即陈傅良，时任中书舍人。关于朱熹转托傅良作赵鼎行状事详见于文集卷六十四《答赵郎中》，书云：”熹伏蒙垂喻先正忠简公行状，不胜恐悚。此事初以令兄提举郎中见嘱之勤，不合容易承当。既而精力日衰，失前忘后，记事作文，比之昔日倍觉费力。况此事体之大，不唯先丞相一身之德业难遽形容，而事关国论，将来史官所据以垂万世者将在于此，自度恐终不足以办此。今陈丈君举郎中精敏该洽，词笔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万一者。若举而属之，公论无不以为宜者。而熹托契门下既久且厚，固无形迹之嫌也。“同年末，朱熹还就父、母、妻赠告与陈傅良交换意见，见文集卷三十八《与陈君举》三、四书。所谓”先正“”先世恩契“，必为与朱熹有世交，如张浚、赵鼎者之”动关国政“的元臣故老，此未详待考。
从书中所言不难看出，朱熹婉拒为此国家重臣作墓志铭之请的表面理由是体弱多病，不堪运思，而真实的原因则是兹事体大，容不得半点马虎。人所共知，私家行状墓志铭之类难免某种程度的隐恶扬善，夸大溢美，就连韩愈那样的文学巨擘也写了不少备受揶揄的谀墓文。若只是一般人，”所记者一身一家一官之事“倒也罢了，其影响毕竟有限。若状主或墓主为”动关国政“的元臣故老，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第一手资料，行状、墓志铭等不但会勒于琬琰，传之久远，而且一定会上呈史馆，成为国家信史的原始依据。因此，相关资料占有是否充分，记录是否真实，剪裁是否得当，评价是否准确公允，就关系到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显然不能草率从事。张栻是理学大家，朱熹挚友，根据他所提供的材料草成的张浚行状，尚且因最后与某些事实有出入而让朱熹抱憾终生，遑论其他？所以，朱熹从此以之为鉴，凡是条件不具备的，自觉力所不能及的，托不过人情而难以做到秉笔直书的，宁愿罢笔不作，即使得罪于人也在所不辞。就连已经许诺的赵鼎行状，也不避反汗之嫌，婉言解释，请其改求他人。托笔于风云人物，与之共臻不朽，谁不愿之？而作者的良知和责任心，促使朱熹一再拒之，这充分表明了他对历史真实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治学为人精神。实事求是之境，千古良史之风，令人钦佩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