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大局，我个人认为是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牵动着、制约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要认清若干南宋历史的若干实情，只怕都离不开南北对峙、战时状态这个大时局、大背景。这或许是常识问题，但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又往往有意无意地被淡忘，似乎有必要稍加述说。
北宋大多数时段尚可视为和平环境。无可讳言，北宋战事较多。但宋太祖开国伊始，为巩固政权、拓展疆土而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南宋人蔡戡概括为所向皆捷，二十年中，边塞肃清（《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五），大体属实。开宝末年特别是景德初年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战争状态基本结束。难怪宋人多有北宋百年无事之说，说得最多最夸张的当推北宋名儒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他一再声称一百年来号太平，天下太平无一事，不厌其烦地强调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在他的《伊川击壤集》中，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南宋人度正回顾北宋社会，讲得同样夸张：承平百年，天下无事，四方无狗吠之警，中国有安靖之福。（《性善堂稿》卷六）尽人皆知，北宋绝非太平无事。边境几乎始终存在辽朝的威胁、西夏的困扰，内地人祸天灾、官逼民反的事件层出不穷。但就总体而言，北宋大体处于和平环境，虽然和平多半是用岁币换来的。宣和、靖康之际，北宋这座貌似金碧辉煌的大厦一触即溃，其根本原因固然是腐败，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大意失荆州，最高统治集团忘记了居安思危的古训。
与北宋不同，南宋重建于危急之中，一建立就不得不异常艰难地应对残酷的战争。确如当时人所说：军兴以来，天下多事。（《宋史》卷一六一）南宋立足东南以后，宋金双方渐渐大体势均力敌，谁也很难攻灭谁。虽然如此，金方一旦主攻派得势，便举兵南下江浙，如兀术南下、完颜亮南下；宋方一旦主战派当政，就挥师北伐中原。宋金战争尽管打打停停，停战时间远远长于作战时间，然而即使在停战时间，南宋也处于备战、迎战状态。难怪在和议达成之后的嘉定年间，袁燮仍说：边境未宁，干戈未息，正国家多事之秋。（《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二）
正因为北宋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士大夫一遍又一遍重复：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熙宁元年（1068年），元老重臣富弼建议宋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此言分明片面性极大却受到相当广泛肯定：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宋史》卷三一三）而南宋始终处于战时状态，韩世忠晚年口不言兵则是对当政者软弱退让，屈膝求和的无声抗议。他发出了自古英雄都是梦（《齐东野语》卷十九）等悲叹之语。宋孝宗时，户部侍郎钱端礼迎合宰相汤思退，一再声称兵者凶器（《宋史》卷三八五）则遭到广泛的讥评。可见南宋是个不能口不言兵的时代。
北宋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统治集团总是围绕着变法图强展开争论。因此今人讲述北宋历史往往以两次改革即庆历新政、熙丰变法为线索。而南宋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统治集团总是围绕着和、战、守展开争论。因此今人讲述南宋历史常常以三个和议即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为线索。北、南两宋同中有异，时代特征不尽相同，甚至差异较大。徐规先生说过：以北宋史的研究来代替南宋史的研究，是不妥当的。实属中肯之论。在不少问题上，北、南两宋都不能一锅煮。
战时状态与南宋经济
南宋经济的时代征是什么？用战时经济四字予以概括，或有强调过分与简单化之嫌。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固然颇有道理，但似乎也有作些补充或略加修正之必要。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影响着南宋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下面仅略举数例。
一是逼向海洋。宋元时期是我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阶段，南宋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正如学者葛金芳在《南宋手工业史》一书中所说：在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之后，南宋朝廷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发展倾向表现得更为强烈。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发展倾向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觉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则为了摆脱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不得不发展海外贸易以拓展财源；再则因对立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不得不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一言以蔽之，战争迫使南宋头枕东南，战争逼迫南宋面向海洋。虽然面向海洋意味着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更加开放，其积极意义十分重要。但南宋帝王的意愿不是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而是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四方，因而临安不称京城而称行在，陵寝不叫陵墓而叫攒宫。然而他们空有恢复中原之想，实无北伐取胜之力。
二是片面发展。对比北宋、南宋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北宋经济的进步较为全面，而南宋经济的发展则比较片面。南宋矿冶业低迷不前，但农业生产突飞猛进；铸钱业勉强维持，但兵器生产规模巨大；造船业领先世界，但煤铁生产不如北宋。原因何在？因素虽多，其中相当重要的是战争带来的直接刺激和间接影响。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的衰退分明是战争造成的恶果，兵器生产乃至造船业、制瓷业的发展也与战争有直接间接的关联。如果说所谓宋代煤铁革命是就北宋而言，那么农业革命应当是主要就南宋而论。南宋农业长足进步与战争不无关系。没有战争迫使偏好面食、会种小麦的北方民众的不断南迁，小麦生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东南地区的牧羊业比从前有所发展，其原因也与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来，使得东南地区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七）。市场需求旺盛是推动着牧羊业的发展，但毕竟为气候条件所局限，其发展水平不能与北方相比。
三是大发纸币。北宋纸币的印行和使用大体仅局限于四川地区，南宋则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纸币，如东南会子、湖会、淮交等。与面向海洋相同，大发纸币并非南宋统治者自觉性较强的理性选择，而是不得已而被动为之。宋孝宗曾说：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四）他惟恐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猛涨，不许滥印纸币，以致当时纸币贵如黄金、重于现钱。后来果然不出宋孝宗所料，出现了嘉定纸币贬值、宋季纸币危机。然而即使对纸币持极端保守态度的宋孝宗也不可能停止印行纸币。原因何在？战争显然是个重要因素。宋金、宋元战争以及南北政权对峙造成了有关资源的短缺，以致铜钱铸造量减少，不得不印行纸币。此其一。其二在于军费开支巨大，朝廷不堪负荷，将印行纸币作为弥补财政缺口、摆脱财政困局的手段。绍兴年间朝廷在临安创行纸币，固然是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其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佐国用（《文献通考》卷九）。
四是捐税极重。对此较早集中予以揭示的是清人赵翼。讲到北宋，他已感叹：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说到南宋，他更指出：取民无艺，索取没有限度，并以经总制钱、添酒钱、卖糟钱、牙税钱、头子钱、房钱、月桩钱、板帐钱、和买折帛钱等为例，哀叹道：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赵翼将其原因归结于出于战争需要：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廿二史札记》卷二五）这不无道理。宋孝宗当时就解释道：朕意欲使天下尽蠲无名之赋，悉还祖宗之旧，以养兵之费，未能如朕志。（《宋史全文》卷二五）但其中确有统治者以战争为幌子，借以敲诈勒索百姓的因素。民众理所当然地起而抗捐抗税，如淳熙年间广西发生李接事变。当时人朱熹说：李接寇广西，出榜约‘不收民税十年’，故从叛者如云，称之为‘李王’。反谓官兵为贼。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朱子语类》卷一三三）然而这类事变并未星火燎原，没有形成全国全民性的反抗行动。原因何在？依我看来，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大敌当前。即从前常说的一名老话：民族斗争转移了阶级斗争的视线。
五是依附关系。从前研究者往往将直接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视为传统社会最内部的秘密隐蔽著的基础，或许强调过分。但这毕竟是一种重要的审视角度。上世纪60年代初，华山对宋代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实际状况究和发展趋势作过考察。他认为，两宋走着相反的方向，北宋逐步减轻，南宋逐渐增强。他说：南宋灭亡前夕，江南农民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再论宋代客户的身分问题》）如今看来，此说未必准确。南宋时期佃农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并不比北宋时期更低。南宋时期人身依附关系强烈的地域除边远落后地区（如夔州路）外，主要是战争前沿地区或战乱频仍地区。战乱使得势单力弱的孤立个人或家庭难以独立生存，不得不投靠有势力者。南宋的某些山寨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坞堡，因战乱而形成，其内部人身依附关系强烈。这显然是战乱给南宋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人们都知道，唐宋变革不开始于北宋，而开始于中唐前后。从人身依附关系变化的角度看，宋元变革不开始于元代，而开始于南宋，特别是其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