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靖康之耻”有赢家的话，最大的赢家莫过于张俊。
道理很简单：自从徽、钦二帝屈辱地做了金人的俘虏，第一个意识到北宋已经完蛋，第一个提出立康王赵构为帝的，正是张俊，他“故意”当众对赵构说：“大王乃皇帝亲弟，人心所归，当天下，不早正大位，无以称人望。”
这意味着南宋尚未建立、赵构尚未坐上龙椅，说这话的人就为他立了一大功。
这叫拥立之功，而拥立之功有多大，自己琢磨去吧。
张俊，今甘肃天水人，也算是少年英俊，十六岁就成了家乡乡兵的弓箭手，但直到1116年，他已经30岁了，在随军进攻西夏时，才当了个级别最低的武官——授承信郎。
而在少年英雄辈出的古代战争年代，这样的岁数才混成穿四个兜衣服的干部，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可怜。
而又过了漫长的10年，直到靖康元年的1126年，他才崭露头角——那一年，金兵围攻榆次，战斗异常激烈，宋军损失惨重，连主帅都光荣了，张俊所部几百人也差点被包饺子，他率领手下力战突围，边打边撤，不但损失不大，还杀掉五百多追兵。
这个数字，对当时兵败如山倒的宋军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战绩了，于是他声名大振，人们知道了“张俊”这个名字。
同年五月，完颜宗翰自太原还云中，知枢密院事许翰脑袋被驴踢了一次，以为金兵将退，强令名将种师中出师解太原之围，种师中率军至榆次，被金军重兵包围，种师中身受重伤，力战而死，张俊又来了个率领所部成功突围，一路南逃，一直逃到大名。
十二月，时任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也到了大名，赵构认为他虽然是逃来的，但这样的逃跑并不丢人，便任命他为元帅府后军(一作中军)统制。
“大王乃皇帝亲弟，人心所归，当天下，不早正大位，无以称人望”，张俊说这话是在靖康二年，说这话之前，他不过是赵构的一个近卫官，说过之后，他一跃而为赵构的亲信和心腹，成为宋高宗一生最信任的两个人之一。
另外一个是秦桧。
宋高宗在位36年，仅去过两位大臣家，一个是秦桧，一个就是张俊。
皇帝是不会轻易到大臣家里去的，除非那人在他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
而为了报答皇上对自己的这种特殊恩宠，张俊也是拼了，花重金把杭州仅有的28位名厨全部请到府上，为赵构整了个“天下第一宴”，这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筵席”，仅正席之前的点心就上了13轮，每一轮都有十多道，正席开始后的下酒菜就有15盏，每盏两道菜，另外还有28道“见缝插针菜”。
这58道菜，仅仅是给赵构一个人享用的，其他随从每人另有一套菜，级别不同，菜品不同，数量也不等。
这桌“天下第一宴”的菜谱，《武林旧事·高宗幸张府节次略》有完整的记录，仅菜名就长达千字，相信最牛的相声演员，一口气报下来，也得背过气去!
当然了，宋高宗以这种特殊方式恩宠张俊，是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时候的事了，而在这之前，张俊就忠实地跟随赵构转战安徽江西浙江等地，受到重用的他不断升迁，进入朝廷核心领导层，成为高级将领，在平定各地割据势力、镇压起义，以及抗金前线，都立下过赫赫战功，成了赵构为南宋续命的得力助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次抗金斗争中，张俊都是主帅。
赫赫有名的“南宋四大中兴名将”，张俊位列首位，其他三位分别是韩世忠、刘光世和岳飞(一说岳飞为中兴四将之首)。
而他在抗金方面的表现，尤为值得一书，当绍兴四年十月金人又至、举朝震恐时，他却力主抗击——“避将可之，惟问前进一步，遮可脱”。
他的抗金意志，丝毫不输后来的岳飞!
他和韩世忠率领的军队，成为当时南宋最重要的两支抗金力量，宋高宗称他们为他的左右手。
绍兴六年，在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的“藕塘之战”中，作为总指挥的张俊，指挥所部大败30万以金人为后台的伪齐军队，因功进领镇洮、崇信、奉宁军三镇节度使，与韩世忠分守江防，在他们守护下，江防固若金汤，金人数年不敢窥江而渡。
图4 岳飞(1103—1142)
然而，这样一位抗金名将，最终却“晚节不保”，彻底投入投降派怀抱，并昧着良心制造伪证，成为促成岳飞冤狱、害死岳飞的帮凶，实在令人不解。
要知道，作为老前辈，他还曾是比他小十多岁的岳飞的伯乐，若没有他的赏识和栽培，也不知岳飞要被埋没多久，甚至终生都将碌碌无为默默无闻。
最重要的是，他们可是三观一致、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理当始终同心协力、同心同德地将革命进行到底，谁也没想到，到头来张俊的转变却如此之大，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观点认为，都怨岳飞后来的表现太突出，升得太快，打翻了张俊的醋坛子，导致他由爱生恨，最终与秦桧联手，害死了岳飞。
甚至还有观点认为，虽然同为抗金主战派，但张俊和岳飞其实不是一路人，岳飞是真正的一心抗金，一心想收复失地，心里只有国家和民族，而张俊却是个优秀的机会主义者，是个贪婪的利己主义者，在他心中，个人利益永远大于国家利益，他之所以那么努力，只不过是为了不断获得和强化获取个人利益的权力，而他的贪得无厌和一有机会就大捞特捞(为防小偷，他曾命人将贪得的银子铸成若干个大球，每个一千两)，就是最好的明证，而地位和名望不断上升的岳飞，无异于力量越来越大的一股清流，势必成为他这股浊流的阻挠者甚至中断者，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发生，于是他昧着良心，最终沦为陷害岳飞的帮凶。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说他是个优秀的机会主义者(说白了就是个投机分子)，这一点倒是没错，说他是个贪婪的利己主义者，这也没冤枉他，但要说他陷害岳飞仅是出于对岳飞的妒忌，则太小看他的格局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把岳飞放在眼里，他根本就没把岳飞当作对手!
而事实也证明，唯一能让张俊动起来的“指挥棒”，除了最高领导宋高宗，不会有第二个人!
所以，当公元1141年的柘皋之战结束后，宋高宗从主战派转变为主和派，并想以收缴主战派将领兵权的方式，达到他“屈己求和”的目的时，存在于张俊骨子里的机会主义基因又发挥了作用，使他意识到这又是一次“与最高领导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机会，一直对最高领导无条件忠诚的他，尽管也明白这样一来之前所有的付出都将白费，还是坚定地抱着紧跟老大才有肉吃的信念，唯恐落在其他人后面地首先自请收了他的兵权，为其他人做个榜样。
榜样总是最讨领导喜欢的，张俊的机会主义基因，又一次为他挣了分。
如果说主动交出兵权是表明一个态度的话，那么仅有这个态度还不够，至少在他看来还不够，所以接下来，他又以具体工作的方式为自己加分，积极协助秦桧把乞和政策的蓝图变为现实，而制造伪证陷害不听话的犟驴子岳飞，只不过是他帮领导搬掉的乞和路上的一块绊脚石而已。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对领导无比忠诚的他，会以遗臭万年的奸臣的形式，死了也会跪在岳飞面前，而且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