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科举制度日臻完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许多读书人，无论出身富贵之家还是白屋寒门，都把读书作为步入仕途、实现人生价值的“敲门砖”，出现了大批异常刻苦、特别发奋的典型。范仲淹“划粥断齑”，昼夜苦学，终于金榜题名，经纶济世之才得以施展，成为了一代名臣；司马光“患记问不若人”，争分夺秒，以勤补拙，“用力多者收功远”，成为了一代名相。而同时代的邵雍，也是这样一个“读书种子”，不过，与范仲淹、司马光们不同的是，他走的不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他通向人生理想的道路更曲折，更艰辛，也更传奇。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范阳（今河北涿县）人。邵雍大致生活在宋真宗、宋仁宗时代，这一时代，恰是宋代倡导读书最力的一段黄金期。宋真宗《劝学诗》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了读书人莫大的希望；宋仁宗当了四十二年的太平天子，没有显赫的拓疆征伐之功，但他慧眼识珠，广罗人才，如唐宋八大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宋代六家均为他所发现启用，包拯、晏殊、范仲淹、文彦博等名臣名相也都得到了他的提拔，真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
邵雍受时代风气所感染，从小读书用功。十多岁时，他随父迁居共城（今河南辉县）后，读书更加努力。为了专心学习，他在离家不远的苏门山下百源（今称百泉湖）之畔，另筑一室，闭门谢客，海量读书。《宋史?邵雍传》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冷不烤火，热不挥扇，晚上靠靠，囫囵一觉，第二天又接着苦读，这就是邵雍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图景和常态。
今天的百泉湖号称“中州颐和园”，是中原一景，游人如织。但当年的百源却是远离繁华、偏于一隅的冷清之地。而邵雍之所以结庐于此，喜欢的就是这份冷清。他幽居于背山面水的苏门山下，过着异常清苦的生活，砥节励行，读书破万卷，如此数年，学业果然大进。一天，邵雍掩卷叹息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意思是学习古人经典，必须与古人为友，不单单读他们的书，而且要广泛游历他们曾经游历过的地方，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于是，邵雍溯黄河、越汾水，考察江淮流域，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的故城废址，用脚丈量古人文化的跨度，探索他们思想的源头。经过数年艰苦的游历，邵雍眼界大开，幡然顿悟说：“道在是矣！”从此，他回到家乡，著书立说，不再远游。
作为有志于整理国故、传承儒家经典的邵雍，他在学术道路上最幸运的是，游历归来后，遇到了一位满腹经纶而又善于培养“读书种子”的好老师李之才。其实，邵雍隐居于苏门山，既无科举功名，又无著作问世，布裘蔬食，生活困顿，除了一个爱读书的名声外，几近潦倒。然而，就是他这一爱好读书的名声，却引来了地方官共城县令李之才的主动造访。据说，宋代易学从宋初的陈抟传至种放，种放传至穆休，穆休再传李之才，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易学大师李之才听说了邵雍的苦读事迹后，像一个园丁闻到了佳木的气息，专程赶到苏门山，叩开了邵雍那低矮的茅庐，两人促膝交谈，不亦乐乎。李之才惊异于邵雍的好学和博学，主动提出把满腹经纶，传授于邵雍。邵雍当然求之不得，遂拜倒在李之才门下，遍习物理、性命之学，钻研《易经》。十分难得的是，邵雍师从李之才后，不仅尽得真传，而且多有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结合自己的心得，写作了《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自创“先天学”，成就了自己的学问体系，震惊了学术界和士大夫阶层，对当时和后代哲学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享誉当时，名垂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