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的《李娃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荥阳公之子自打见了李娃一面后,念念不忘,经打听,知道这位女郎乃倡家,遂携重金造访。小婢急告李娃,说上次假装丢失马鞭,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门来了。李娃亦钟情于这位来京应试的举子,可想而知,这对青年男女的见面,该是多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谈笑间不觉“天色日暮”而街坊“鼓声四动”――所谓“禁夜”的时辰已到。李娃之母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李娃也愿意他留下来,说:“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于是,男子得以留宿。
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类似警察或城管的执法人员)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当代人读至此,大概无不一身冷汗。
据说北京前门大街的宵禁,晚清还在断续施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彻底去除。可见禁夜令在中国,至少有3000年历史。犯夜的处罚,据《大清律例?夜禁》称:“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在《太平广记》的《温庭筠》中,这位晚唐知名诗人就曾因“醉而犯夜,为虞侯所系,败面折齿”。
说“禁夜”乃第一恶政,实不为过,以治安为名,冠冕堂皇地限制人身自由,它是封建统治者最乐用,也是最常用的专制手段。为何会有“禁夜令”?至今尚未有人考证出来。我认为,这种精神折磨的始作俑者几乎是御用文人无疑,因为文人巴结上统治者后,为了得以在权力的盛宴中啖到一点残羹剩饭,马上会从“帮闲”的说嘴阶段过渡到“帮凶”的动手阶段,以半个主子自居。先是琢磨出一个“牧”字,来描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以讨好统治者,麻醉被统治者。何谓“牧”?牧牛牧羊之牧也,于是帝王也好,官员也好,便堂而皇之地按照牧养牲畜的办法,白天赶出去自行觅食,晚上撵回来关进圈舍,以统治百姓。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思想,有人格,有灵魂,有尊严。被剥夺了自由――哪怕只是一天的1/2或1/3,哪怕只是呆在自己家里,也与坐牢无异。所以,对老百姓的残害似乎不大的禁夜,其束缚手脚、桎梏心灵、钳制精神的副作用不可谓不小。
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一般而言,对唐朝,人必称盛唐;对宋朝,人必称弱宋。唐朝之盛,盛在其武功雄伟,军威将强,征服藩属,拓土开疆的光荣上;宋朝之弱,弱在其国土仄狭,强邻压境,纳贡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琐上。盛唐,是收保护费的,弱宋,则是交保护费的。不过,从治和乱的角度来评价,唐朝的乱世之长,治世之短,适与宋朝的治世之长,乱世之短相反。
“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所以,唐诗人元稹的《行宫》诗,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语。而宋朝“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麻,田野日辟”。当神宗朝发动对西夏的战事,大宋臣民已过了百十年的和平岁月,根本不知兵戈为何物。
北宋的首都开封,人口过百万,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朝的首都长安,占地面积大于开封,人口也过百万,但“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坊和市分开,实施封闭式管理。日暮鼓动,坊市禁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
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 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
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创造出比其前朝和后代都要巨大的财富,应该说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还给老百姓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这有点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调动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现的改革奇迹一样。人心齐,泰山移。人的能动性要是激发出来,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难怪日本历史学家内滕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是中世纪的结束,宋朝是近世的开始。
因此,宋朝绝非是积贫积弱、耻辱蒙羞的王朝。积弱是事实,耻辱蒙羞也是事实,北宋最后两个皇帝被敌国捉走当了俘虏,死在异国他乡;南宋第一个皇帝被打败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数第三个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个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负着跳海。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再没有比两宋王朝更让人泄气的了。然而在强敌压境,战乱频仍,俯首服低,花钱买和平的三百年间,宋朝人却创造出经济上的极大丰足,文化上的极度辉煌,这是他朝难以望其项背的。
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个――罗盘、火药、印刷术,就是这个王朝对历史作出的伟大贡献。人称盛唐的李氏王朝,却在这方面交了白卷。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也谈到: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加藤繁所说的“北宋末年”,准确地说应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于形式,渐渐式微,民众也不太在乎了。《花间集》中张泌那首《浣溪纱》就是一个例证,其首句“晚逐香车进凤城”,明显犯了夜禁。同为晚唐诗人的张泌,要比温庭筠幸运得多,究竟小30岁,加之又逢乱世,显然已不大坚持夜禁,他这才敢放心大胆地寻欢作乐,不必担心受到“败面折齿”的笞责。 从前人的一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约略领略北宋鼎盛时期的汴京夜晚。如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时已南宋,对于他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况还是魂牵梦萦:“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据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都城临安,其城郭之美,物品之丰,人烟之盛,商贾之富,娱乐之盛,并不亚于汴京。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的夜市规模,也远超开封。
汴京鼎盛时拥有100万人口,而杭州的常驻人口为150万,加上流动人口和不断从北方逃奔故国的遗民,当超过此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讽刺了醉生梦死的杭城人,但生于斯死于斯的百姓,却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然而,这个好的开端,却被身后的辽、金、元,以及西夏、党项等强邻扼杀。正如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一样,文明永远屈服于野蛮。满腹诗书,体单力薄的文弱书生,打不过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这也是汉化得多一点的辽国,败于汉化得少一点的金国;而汉化得少一点的女真人,却败于完全没有汉化的蒙古人的道理。但生活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的宋人,却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时,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