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南宋相关史料时发现了这样一则记载，说宋高宗绍兴末年，金军攻宋失败后北撤，“遗弃粟米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粟，无疑就是今天的小米了，主产区在北方，南方部分地区也生产，煮干饭吃起来口感是不太好，但熬粥绝对一流。
这则记载显然比较极端，但也并非没有根据。先来说说两个疑问，一是绍兴末年为何宋军只剩下了南方人，北方南迁之人哪里去了？二是明明小米可以吃，南方的士兵们为何宁愿饿死也不吃？
我们知道，南宋刚开始时的主要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刘等，都是北方人，“中兴诸将皆北人”，而他们的手下兵马，也多是北方精壮汉子。可以说，这些来自北方的流民，是宋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到绍兴末年才过去三十年左右，军队的兵员咋都成了南方人了呢？这跟“绍兴和议”中的一项条款有关。
绍兴和约签定之后，金朝统治者要求南宋当局履行归还“北人之在南者”的条款。宋廷不敢不从命，马上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过淮北。”后又写信给金朝，“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绍兴十四年，高宗、秦桧又“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但金人还不满意，于是秦桧又“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秦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满足金国的要求，更是为了“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
此外，高宗、秦桧对于淮水、大散关以北的人民因不堪忍受金统治者的压榨，或因饥荒而冒死南归者，也拒于国门之外。他们下令给宋金交界的地方官吏说：“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当时，金国连连灾荒，陕西一带百姓“无以食，争西入蜀”但因为秦桧命令，宋庭不敢接纳，以致这些百姓“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赵构和秦桧如此举动，无疑是断绝了宋军精壮兵员来援，导致后来宋军战斗力大减。而且，他们的举动，也让北方的百姓和义军心寒，不敢南来，大大巩固金国的统治，削弱了南宋的边防。
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按道理，在北宋和南宋之交，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南迁，长江流域一带的农民已经开始种植小米。如“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他们的主食与北方人基本相同。在海南岛，“所产粳不足於食，乃以薯芋杂粟作粥糜以取饱”。南方瑶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上述记载均说明南方人并不单纯食大米，小米也成为不可替代的主食了，“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所谓“民以食为天”，小米也是粮食，为何当兵的宁愿饿死也不吃小米？
你千万别以为这些不吃小米的士兵是因为吃不惯或者出于气节，是不为北方小米折腰，那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完全相反，他们是由于长期过于养尊处优，失去了进取之心、雪耻之志，实在是吃不下小米了。王之道说：“吾之将士，比自讲和以来，初无尺寸之劳、毫发之功。二十年间，享其富贵尊荣。……黄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知私室，朝游暮宴，其奉养倍侈，有非言之所能尽者，孰肯披甲胄、冒锋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哉？”在如此奢侈的生活环境中混日子的士兵们，又如何要求他们养成艰苦奋斗的吃小米精神呢？
另外，绍兴二十一年，学者何侗论及当时的军政之弊说：“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思绝，市井之习化，而训练之法坏。二十二年间，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原来当兵的一边当兵，还一边做生意，“保家卫国”和赚钱发财两不误，当真是历史奇迹。吃小米对于这些“商兵”来说，那是丢面的事，饿死事小，失面事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