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城府很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而行王道，率性豪宕，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高兴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左宗棠三十八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平定江南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赞曾国藩，对后者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和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辙，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和姓（左）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很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国藩）和姓（曾）分嵌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曾公措词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各有千秋，算是打成了平手。
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说好说歹，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说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李鸿章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屡试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李二公施故伎”的妙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