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乾隆帝处理贪污官员不可谓不严厉，整个清朝因贪污被处死的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共41人，而被乾隆帝处死的就高达27人，占了三分之二。在乾隆帝的意识里，天下是属于他一人，他是国家的唯一所有者，绝不会容忍臣下的贪腐行为，因此皇帝反贪腐是真心诚意的。由于乾隆帝拥有绝对的权威，他关注的反腐案件最终一定会高效破案。但是以天下之大，情况之复杂，官员之多，手段之高明，再英明、再能干的君主也无法烛照一切，必然会存在灯下的阴影――甘肃贪污案的主审官，乾隆帝最宠信的和，恰恰就是整个清朝最大的贪污犯，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薛福成对乾隆朝的反贪有一个说法：“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薛福成：《庸笔记》卷3。那么这个内隐究竟是什么呢？薛福成认为这个内隐就是和。
和是正红旗满洲人，出身于中等武官家庭，少年时家境一般，参加乡试未中。乾隆三十四年，和承袭了父亲的三等轻车都尉爵位，并被任命为三等侍卫，到了乾隆帝身边;六年后，被乾隆帝赏识，提拔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第二年，被提拔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一跃成为乾隆帝最宠信的大臣，时年才26岁;随后又兼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和的官运还远未到头，乾隆四十五年，在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黩案回京后，成为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理藩院尚书，其子丰绅殷德与乾隆帝最宠爱的幼女固伦和孝公主订婚;第二年赴甘肃镇压“回民暴动”，虽未立功，回京后却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乾隆四十九年升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管户部;两年后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事;爵位从一等男、三等伯、一等伯，直至最高的一等公。
和并无显赫的功绩，升官晋爵速度之快是清朝的一大异数，但能深获一向英察的乾隆帝赏识，他必有过人之处;两人年龄差距如同父子，乾隆帝对他的儿子们均不太满意、喜欢，而和的忠诚、聪明、机智、能干、趣味足以与一向自视极高的乾隆帝相匹配，只有这样才能揣摩透乾隆帝的心思，这才是和深得宠信的根本原因。乾隆帝博闻强记，学识渊博，爱好诗词、文艺，政治能力超强，精通骑射，并通晓汉、满、蒙、藏、维吾尔五种语言，能与这些民族的首领直接对话，有效统治着拥有众多民族的、辽阔版图的大清帝国，他的兄弟、皇子、皇孙以及大臣们在才能的全面性上都只能望其项背。因语言能力有限，大臣们很少能胜任少数民族事务，而和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同样博闻强记，精通各项事务，多才多艺，且精通骑射，所以乾隆帝才能让其一人兼管众多重要的职位。乾隆帝到了晚年，身体、头脑均大不如前，甚至到了刚吃完早饭又索要早饭的地步，而他又不愿意大权旁落，因此需要一个自己非常信任的代理人帮助他处理事务，尤其是理财事务，和可谓是适逢其会。中年以后的乾隆帝志得意满，不仅四处兴兵征伐，他的生活起居也逐渐由俭入奢，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园林，四处巡游的费用更是十倍于康熙帝;晚年的乾隆帝更是借着自己与太后万寿的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大办庆典，但又必须遵守祖制永不加赋，所以明令群臣进贡奇珍异宝;和出众的敛财能力正好可以充分发挥，而这恰恰是一般大臣不耻为、不能为的。有了共同的利益，乾隆帝与和成为了事业上的亲密伙伴，乾隆帝需要和做一些不太光彩的敛财事务，而和打着乾隆帝的大旗趁机中饱私囊。
和极为贪财，利用第一宠臣的身份与大学士、军机大臣以及兼管众多事务的地位公开索贿、卖官，又利用内务府总管大臣的身份截留天下进献给皇帝的贡品，因此他成为乾隆朝也是整个清朝的第一大贪官，并且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自上而下、有组织、有系统的贪腐食物链，层层贪腐、索贿行贿，败坏了整个官僚体系。这一切的成本最终还是要落在广大民众身上，明为永不加赋，实为以贪腐加赋。更可怕的是，因贪腐官员日益增多，担心反贪会清除贪腐的食物链，和创立了“议罪银”制度，即贪腐犯案的官员只要上交一定数量的白银就可赎罪，而且获得了乾隆帝的批准，议罪银直接交给皇帝的私人银库――内务府广储司，成了皇帝敛财的工具，这是变相将贪腐合法化，甚至是鼓励贪腐。到了晚年，乾隆帝的反贪也逐渐改变了性质，变成了他敛财的手段，有意纵容官员贪腐，然后等到一定程度再用议罪银、抄没家财打击，起到了不加赋而敛财的目的，既保持仁君的形象，又因反贪而获得民心，这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这种手段看似机巧，实际上却损害了整个帝国的肌体。
和在这场乾隆帝亲自导演的游戏中扮演了主角。在这场游戏中，贪官们实际上成为了皇帝的投资公司，和就是大大小小投资公司集团的总裁。贪腐的钱财在当时没有现代各种巧妙的技术手段隐匿，更无法转移国外，因此无处可逃，贪官们只是一群待宰的肥羊。章学诚评论：“自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用事凡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清史稿》认为：“和继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宠贪恣，卒以是败”，乾隆帝则因“耄期倦勤，蔽于权，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章学诚遗书》;《清史稿》卷319《和传》、卷15《高宗本纪六》。。与薛福成一样，章学诚和《清史稿》在评价这段历史时也将乾隆帝晚年的吏治败坏归于和，最多认为乾隆帝因年老被和蒙骗，这些均仅及表面，未触及实质，没能指出乾隆帝晚年的荒政、敛财、自以为是地操弄权术才是贪腐的根本原因，这是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导致的。以乾隆帝的英察，他怎么会不知道在他眼皮底下和的所作所为？只是和的贪腐烈度之强，危害之大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一向自以为是、志得意满，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洞察、掌控之下，因此他对和始终宠信不衰。乾隆朝诛杀的贪官不可谓不多、手段不可谓不烈，这些贪官只是太过于肆无忌惮、超过皇帝的容忍底线才被清除，而实际上当时已经几乎是无官不贪，乾隆帝为了政局的稳定以及敛财的目的特意加以包容。当然，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皇帝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毕竟有限，即使如乾隆帝早期那样对贪腐深恶痛绝，没有普遍的、低成本的舆论、民众监督制度以及有效的独立司法体制，仅仅依靠少数人，想要彻底清除贪腐也是不可能的。